一
2009年10月6日这天，有“光纤之父”之称的著名华裔学者高锟获得了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高锟表示：自己从未想过会获奖。那么对文学奖得主来说，则是我们没想到她会获奖。当然了，德国女作家和诗人赫塔・米勒在得知自己获得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消息后，也很惊讶地表示
米勒的意料之外，绝非其文学成就不济，唯一能说的，是抛开专门研究德国当代文学的专家不算，咱们广大文学爱好者怕是没几个人知道这位作家。有报道说“因为种种原因，目前还没有她的任何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简体字出版”，所谓种种原因，简言之不过一句：米勒的作品不是畅销作品一路，中国出版商自然不会青眼有加。据查，米勒的作品包括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杂文、文艺理论等，作品甚丰，范围甚广，诺奖的评委会不啻替中国出版商挖开了一眼丰富的矿藏。蔡鸿君宣称，自10月8日以来，他已经收到超过20家中国内地出版机构要求洽谈出版米勒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的电话或信函。
米勒的获奖，对中国出版人特别是文学读物出版机构来说，绝对是爆冷。不过，这样的爆冷也不是头一回了，既然没有证据证明瑞典人成心和全世界作对，那么，我们就真该拍拍脑，想想这样的爆冷从何而来。我思考后的结果有二：一是自己孤陋寡闻，对世界当代文学缺乏够广阔的眼光；二是太过势利，盖因眼珠只盯着能一旦引进中文版权就能大卖特卖的畅销书也。几乎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都会伴随着媒体有关“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的追问，不过，获奖的焦虑更多是作家们的“份内之事”，从在商言商的角度说，出版人则应养成和具备提前发现获奖人的潜质从而进行预判的能力，提前将版权低价拿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平素不研究外国文学，只做已经在人家本国形成市场的畅销书，一俟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产生，便蜂拥于法兰克福书展的收银台前，以天价展开版权争购大战。有朝一日，中国文学爱好者不再是苦等诺奖公布两三个月后、仅仅是受到腰封上“诺贝尔”三字的诱惑才将新书买回家，而是在平常的日子里就能在书店的书架上从容挑选，单纯以文学的质量而非诺奖的名头进行选购，那么，中国的出版才算得上是成熟。
二
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似乎让人隐约感觉到其已经实现了中国出版由才艺表演的舞台向版权交易的生意平台的转变。数据可以直观地说明许多事情：中国出版代表团签署版权输出合同2417项，大比例地再创历史新高。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为例，他们在成功承办华文出版论坛、与阿歇特集团“喜结连理”之外，向非华语地区版权输出的数量超过了70种，比上年增长40%。使FBF由表演舞台向商贸平台转变的背后，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行为由前些年以政府鼓励、支持唱主角，渐渐衍变成中国出版人策划出能与国际对话的、符合外国人思维习惯的产品，同时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销售渠道，逐步实现“借船出海”―“造船出海”―“买船出海”的三步走战略。
法兰克福书展上，由国内实力强大的几家出版机构所呈送的作品和组织的活动，不难窥出他们在这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业界盛会上花费的策划之功。比如，外研社以“我眼中的你，中国与世界”为主题，展出10种语言的图书134种，并围绕“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题，举办了4场盛大精彩的活动，出版社希望通过对话与交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对当代世界的意义，寻求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当代价值的认同；同时在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和独特性，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一个谦逊、包容、和谐、进取的中国。
有句耳熟能详的广告语，叫作“有实力，当然有魅力”，外研社这样的“华丽+实力”型的活动，让国内九成以上出版社只有望洋兴叹的份。不过，在望过和叹过之后，还是多花工夫用在自身的实力提高上才是正事。
三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宣布启动组织海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共同翻译“五经”的计划，将在三年半的时间里率先推出英译本。尽管由政府支持、扶助以出版社为主的文化机构编译“走出去”的图书早已有些年头，但大多是政治意义远远高于文化意义。严格说来，这次的“五经”翻译计划，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政府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展对中华核心文化典籍的翻译工作。
曾经接触过太多传统文化对外翻译实践中的令人发噱的案例，在后来的编辑实践中对这类东西也越发敏感。犹记得十年前《中华读书报》上有专家撰文，说看到由外文译成中文的学术文章中提到一部名为《变化》的中国典籍，文章作者百思而得其解：敢情是中国的《易经》译成外文后书名为《Change》？书名翻译尚且如此难弄，“五经”里面俯拾皆是的各种古代名词、动词的译法，在近二十年出版的几千种对外翻译图书中，凡所涉及之外，肯定是有一百个译者就有七八十个“哈姆雷特”！
按说，包括《诗》、《书》、《礼》、《易》和《春秋》的“五经”，是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典籍，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公认为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经典，虽然各自谈论的问题各有不同，但都遵循着共同的理论基础，秉承相同的价值观念，是属于中华文化根源性的东西，如《周易》就素有“大道之原”之称。但年代久远，加之老子、孔子给奠下老底的“述而不作”、“微言大义”之类撰著风格，这些经典常常被后人视为畏途，所谓“古文今译”都多有言不及义之处，何况“古文外译”乎？此番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组织共同翻译“五经”，客观上具有一种规范化的意义，可以预见，在往后的经典古籍的外传活动中，不会让准确固定的东西再“变化”来“变化”去的。
四
今年梁文道有些大行其势的味道，先是一本《常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正版书不说，单是盗版书就在各地高校一带的书摊卖出不少。他的文字来得爽，思想不绕弯子，偶尔又有些简单的深度，正是让人阅读中有收获而没有难度的一类读物，它的读者比余秋雨、韩寒的粉丝们高出一点五个档次不止。近日，梁文道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书话集《读者》由法律出版社推出。在读者见面会上，梁文道与读书界知名人物沈昌文、止庵、刘苏里、王小峰等一起与读者分享读书生活之感悟的同时，更传达了一种叫做“正常读者”的读书理念。梁文道认为，“正常读者”很喜欢阅读，什么书都翻，不是专家，不专门研究某个范畴的东西，但对每个范畴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有一种轮廓的认识。咦，这倒跟前几年流行一时的“知道分子”的概念串通一气了。
相比于陈寅恪先生“读书不肯为人忙”（注：陈氏为学术而学术，游学欧美最高学府十几年，没有拿过一个硕士或博士学位，却被视为“教授的教授”。）这样一种纯粹学者的读书姿态，我等泛泛读书之士做上一回“正常读者”，虽在文化的绝对高度上没法作比较，但在彼此的精神上其实已经跟陈先生同属一道了，不拿学位，不为虚名，而只为内心的需要，甚至只为自己眼球的需要而读一切可读之书，这样的读书生活，陈寅恪尚之，我亦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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