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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青”郭沫若

2009-11-2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李洁非 我有话说

与我们历来诗意的想象多少不同,郭沫若井喷的创作、奋力的笔耕,并不只受到“五四”时期狂飚突进气息的催动,也是囊中羞涩的表征。

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计的艰难,也

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满屈辱。在这种生活中的郭沫若,开始变得富于敌意,以致“自卑”。

重新出现在上海滩的郭沫若,已跟过去斩断联系。花六年时间(自1918年起),遍历炎凉,终于蜕去旧壳。他不但有了新的世界观,还揣着判然不同的自我认识、人生目标和生存哲学。这一次,失意、失落、失败没有重演。虽然开始在上海仍有一年多的跌宕,但显而易见,那个过去未曾跳出文人意识的郭沫若,正坚决朝社会的、政治的郭沫若走去,并在沸腾的广州完成转型。

大概在刚入20年代的时候,郭沫若一改逍遥潇洒、才子风流情状,变得烦闷激愤,对生活格外抱有不平,喜欢骂世和谈论“无产阶级”,乃至主张“暴力”。例如1922年他写道:

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无原则的非暴力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那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太戈儿来华的我见》)

连几年前情有独钟的泰戈尔,也成了唾骂的对象。

诸如此类的言语或情绪,突然增多了起来,令人不免诧异。所幸郭氏《创造十年》和《创造十年续篇》两篇自传(现编在《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郭沫若自传》第二卷《学生时代》,以下引文不另注出处者,均见此书),留下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可供研究,我们只须将记述人的情绪、心理与事实本身做些甄别就是了。

大致到1918年,郭沫若的留学生涯都还是轻松愉快的。单说官费生,生活其实颇优越。不少拿着官费的留学生,衣食无忧,东游西荡。郭沫若本来也可以这样。但1917年起,他有了安娜,翌年又得子和夫,都靠“三十二圆官费”养活,登时“捉襟见肘”起来。

偏偏身体也与他为难。他来日本,选了学医。可是17岁那年,因伤寒致听力严重受损,原先在高等学校时,教室小,尚可勉强听课,升入九州帝大,都是大课,而“所有讲义都是口授笔记”,让他简直无法学下去。于是想改学文――大概学文基本可靠自修,不必依赖听课。然而,学文的出路较诸学医,何啻天渊之别。安娜就一直坚决反对。

郭沫若急于向妻儿证明,手里握着笔而不是手术刀,同样可以养家。与我们历来诗意的想象多少不同,郭沫若井喷的创作、奋力的笔耕,并不只受到“五四”时期狂飚突进气息的催动,也是囊中羞涩的表征。例如《浮士德》的翻译。1920年7月,他意外收到《时事新报》主笔东荪来信,说几个同仁组织了共学社,拟介绍海外名著,因见过郭沫若零星译过一点《浮士德》,特请他译全,报酬则稿费、版税听其自便云。“我得到这封信时异常高兴,安娜不用说也喜出望外。”当时郭沫若正四顾茫然、不知所措,险些抛妻别子独自跑回国去,找个中小学教师之类的事挣钱。张东荪来信,好似雪中送炭、拨云见日。“我便立地写了一封回信,接受了提议”。他耗了一个暑假,译出第一部。译第二部时,因原作的艰难,实在不克胜任,于是写信给共学社,商问可否仅译第一部。岂知此信却泥牛入海,再无消息。译稿搁在那里,一个多月后复遭老鼠光顾,充当了“粉碎机”。这惨痛的经历,后来他这么说:

就这样,第一次受了黄金干先生(讽指张东荪及共学社)的批判,第二次受了高客先生(戏称老鼠)的批判,使我那部译稿便成为一架残骸。而在第三次还受了老婆的批判。我的日本老婆对我说:“这是说你不应该做文学家,所以你第一次出马便受着这样的打击。”

三次“批判”中,恐怕还是老婆的“批判”最令他愧颜无地。

从1919年起,郭沫若便诗名大振,《凤凰涅?》、《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天狗》、《炉中煤》等名作,都已发表。许多人大概以为此时他早已名利双收,真实情况大相径庭――名头足够响,然而在经济上、生活中,却每况愈下。我们可借田汉之眼略窥一二。

郭、田结缘是由宗白华促成,他们一个在福冈,一个在东京。1920年春,田汉终于跑到福冈访友。郭沫若说:“他来的时候正逢我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才满三天,我因为没钱请用人,一切家中的杂务是自己在动手。他看见了我那个情形似乎感受着很大的失望。他那时候还年青,还是昂头天外的一位诗人,不知道人生为何物。”田汉回去时,路过京都,与郑伯奇见面。郑问其观感,田汉答以:“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为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次造访的最精彩的一瞬――那是两人无意间一句对诗。经过如下:

当他初来的时候,我正在烧水,好等产婆来替婴儿洗澡,不一会产婆也就来了。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少的侮蔑。……当时的寿昌大约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是会把诗艺之神骇到天外去的。

这么逼仄地度日,既受着“有产阶级”的刺激,连亲近的朋友也给以“侮蔑”,我们的大诗人能够平和么?当然不能。以他的自期,这种生活岂应属于他这样的人。后来他不是写过有名的戏剧《屈原》么?这个“屈原情结”,也是这时燃烧起来的。

就谋个职业论,郭沫若在上海四个月,硬是没有觅着任何机会,怎样来的,还是怎样离开。

之后,连续三次回国经历同样糟糕:1922年6月,回沪校《少年维特之烦恼》;1923年3月,毕业归国;1924年11月,在日译完河上肇后返回。加上前面1921年这一次,郭沫若总计四次在中日间来返,而四次遭遇几乎如出一辙――四处碰壁、货而不售,从没有找着一个固定的职位、领一份固定的薪水。

这接近十年时间的穷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计的艰难,也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满屈辱。我注意到,在这种生活中的郭沫若,开始变得富于敌意,以致“自卑”。1921年7月,郑伯奇“很有意思把我引去访问厨川白村”,也就是《苦闷的象征》的作者,这书当时在中国新派知识分子里影响很大。郭沫若一口谢绝,还就此发了一通议论:

我总有点怕见上人。凡是所谓大人名士,我总是有点怕。外国的大人名士不用说,就连吾们贵国的,我也是只好退避三舍的。在这些地方或许也就是不能受人抬举,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当着“流氓痞棍”的原因。

所谓“怕”,自惭形秽也。自己混成这样,形容卑微,与名士结交岂不自取其辱(想想当时与田汉的相见怎样“侮蔑”了他)。他不是不愿与名士为伍,实际上他才真正自视名士,比那些洋洋得意的名士更配成为名士,但现实偏偏这样待遇他,所以他的“怕”,除了形迹上的自卑,更是心理上的不平与抗议。顺便说一下,“流氓痞棍”这几个字,是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对“创造社”的讥刺,郭沫若对此没齿不忘,以致很久以后写的《创造十年》及其续篇,时不时反唇相讥地提上一句。其原因,我以为鲁迅此语除了与当时论争有关以外,也深深触到了郭沫若过去“十年如一日”屈辱生涯的隐痛。只是他这隐痛,鲁迅未必知情;在鲁迅,可能只是舒畅一刺,在郭沫若,却会当成“大人名士”的高高在上的蔑视。

当时,不但并未谋面的鲁迅不知情,即便跟他打过交道的文坛人物,对其实际处境看来也知之不多。例如胡适。

郭、胡第一次见面,应是1921年7月在上海。那时,商务印书馆大佬高梦旦请客,既请了胡适,也约了郭沫若:

那时胡适大博士受了商务印书馆的聘,听说就是梦旦先生亲自到北京去敦请来的,正在计划着改组商务编译所的大计划。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宣传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跑向闸北去办公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象连自己都要成为红人一样。

这些地方,都话中有话。或者,是与自己境地、所受礼遇相对照(反推之即可);或者,是不平衡心情的流露,甚至有点“醋意大发”。而这“醋意”,与这段叙述胡适的文字,简直如影随形。甚至结尾也要“辛辣”地收束:“散席的时候,胡博士和另一位美国出身的博士去打台球去了。”

郭、胡第二次见面,是与郁达夫同在,胡适也未看出太多的异样。第三次终于不同了,郭沫若得了个大尴尬,受刺激之深,完全可想而见之。据徐志摩日记记载:

与适之经农,步行去民厚里一二一号访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敝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羼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发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徐志摩全集》第5卷)

这是1923年10月11日。徐志摩邀集数友(自然都是“名士”)往海宁观潮,途次上海,乃偕胡适、朱经农(北大教育系教授)叩访郭寓。也不知事先有约,还是不告而至,客人找得辛苦,主人也一副措手不及的样子。总之,骤见之下,彼此都目瞪口呆,竟至无话。在徐、胡、朱三人,目瞪口呆想是郭沫若居家之状,实出意外,以他们所过惯的优裕生活,怎么也设想不到文名颇盛的郭沫若便是这般度日,所以朱经农竟然到了“噤不吐一字”的地步。反过来,郭沫若又岂不知彼三人肚内在想什么,徐志摩绘其“时含笑睇视”,觉得“不识何意”,其实有何难解?这表情,无非是欲掩尴尬而已。

经此一事,胡适们才实地知道了郭沫若混得如此不济,徐志摩在日记中感慨说:“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至于郭沫若,不啻于被人窥了隐私、瞧了笑话,是一次严重羞辱。

之前数月,徐志摩于1923年5月6日发表《坏诗・假诗・形似诗》一文,说“我记得有一首新诗,题目好象是重访他数月前的故居,那位诗人摩按他从前的卧榻书桌,……他就禁不住‘泪浪滔滔’。固然做诗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诗人的眼泪比女人的眼泪更不值钱些……”这便是郭沫若的《泪浪》,那时,郭沫若从上海落拓回到福冈,见家里“真正是家徒四壁,这些不消说又是催人眼泪的资料了”,乃有此作。徐志摩原意可能是一般性地不肯苟同诗的情绪过于碎屑,哪里知道郭沫若的“真情实感”,假如访民厚南里先于写这篇文章,恐怕出言将审慎一些。

徐志摩的记述,兼带还有一个作用,即由此可证1926年以前郭沫若的贫困,确有其事,并非郭氏自己无病呻吟。现在有些读者,因对他晚年言行印象不佳,而认为他为人一贯有文过饰非,此亦不妥。

他在上海,竟至于挨饿。他说,为了写《孤竹之二君子》,他曾安排自己整天不吃饭以体验生活,“求得实感”。我倒有些怀疑,这是否只是“体验生活”那样浪漫。因为他谈论自己生活时好几次提到首阳山。有一天成仿吾、郁达夫和他“聚集在民厚南里”(他的住处),“谈笑”中“把民厚南里当成首阳山”。某晚,他和郁达夫两个携手在四马路酒馆买醉,“有一轮满月从街头照进楼来,照着桌上的酒壶的森林。我连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双眼睛就象要迸出火来的一样”。1924年8月9日致成仿吾信也有句:“我们的物质生活简直象伯夷叔齐困饿在首阳山上。”如非矫情,看来饥饿与他是并不陌生的。那时他作了一首诗,自况成分很大:

阮嗣宗,哭途穷。

刘伶欲醉酒,挥袖两清风。

嵇康对日抚鸣琴,

腹中饥火正熊熊。

一东,二冬,人贱不如铜。

这个“铜”字,自然是指钱。缺钱,让他品尝着低贱的滋味。他对这社会,已经爱不起来了。

不知不觉,他便把自己看做社会所排斥的一员,从个人的失意而升华到对现实的诅咒。

“《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又说‘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那时赶时髦的成分居多,但也不全属无感而发。而六七年来的生活,则把这种情绪加厚了。“在一九二四年初头列宁死的时候,我着实地感着悲哀,就好象失掉了太阳一样。”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是并没有明确的认识的”,却无妨朴素地从感情上先认列宁为“太阳”,因为在被冷遇、冷落的处境中,有关无产阶级的理论确实唯一地让他觉着温暖。

“平生志气运未通,似蛟龙困在浅水中。”京戏《击鼓骂曹》里汉末名士兼寒士弥衡先生这样唱道,同样的怨气,民国初年的名士兼寒士郭沫若则另有表述。时代给了他一套新的言辞。他开始谈论“阶级”和“阶级压迫”,把自己这样生活境地的文人划为一个阶级,把相反生活境地的文人划到另一个阶级。所以,他开始痛骂胡适了。胡适在《新月》二卷十号上有篇文章《我们走那条路?》,列出他所认为的中国五大积弊,特地说:“资本主义不在其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其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这认识合不合于中国实际,自可争鸣一番。郭沫若却把批判引往对胡适的一股情绪:

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地向你说一句话,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中国没有封建势力,没有外来的资本主义,不会有你那样的一种博士存在。

他痛苦然而清楚地认明了现实:自己跟胡适这种“中国的封建主义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共同宠儿,是无法走在一条路上了。《国学季刊》创刊后胡适曾送他一本,他憎恨地写道:“可惜那一本杂志丢在泰东的编辑所里,我连一个字也不曾看过。”

1924年4月,创造社苦苦支撑的最后一份《周刊》香火熄绝。稍早,“首阳山”挨饿的一员、郭沫若倚为“创造社的一根擎天柱”的郁达夫,忽得北大召唤,二话不说,抬脚就走;临走还留下意见,那几种杂志“最好是停办”!郁达夫的抽身,将创造社一直以来潜藏着的脆弱表露无遗,另一个成员成仿吾也借这机会显示了不肯恋战的心迹――他“赞成”郁达夫的离去。唯郭沫若未为心甘,但一个要走,一个表示支持,“我自己也就没有再说了”。郁达夫的撤退,从内部给予郭沫若一击:“我碰了一个大钉子,才感觉到我自己招了朋友的厌弃。”

至此,从1921年到1924年,郭沫若回国讨生活的全部经历,全都黯然收场。后来,已经再度退往日本的他,得到郁达夫从国内来的消息,说《周报》将由创造社和太平洋社合办,也就是日后那个与左翼文人势若水火的《现代评论》。郭沫若为此大哭了一场,并说:“那位可怜的姑娘夭折了,还受了一次尸奸。”这感受,大概不单单适用于那份刊物,也是他自己结局的写照。

没多久,再也看不出在国内呆下去的理由,两手空空告别了苦斗一番的上海。“那时我自己的确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他非常沉重地回顾那个时刻。这句话包含的信息,在有关郭沫若的主流叙述里,被淡化了。

1924年4月重返日本时,郭沫若已经打算彻底抛弃文学,重起炉灶,去走他一直不情愿走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道路。今天,一般人都知道郭沫若的“弃医从文”,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在1924年颠倒了过来,他又曾想“弃文从医”――所谓“把自己的一生作为对于自然科学的奉仕”,“进此地的生理学研究室埋头作终身的研究”。

原因不是郭氏对自然科学燃起了爱,而是在靠文学吃饭的实际摸索中,头破血流,完全失败,铩羽而归。他之盘算“回归”自然科学,根本出于无奈,这条路之于他,事实上比文学更加遥不可及,对此,他心里非常明确:“但是科学家那种枯淡的生活是要有物质条件来做背景的,自己的乃至一家人的生活全无保障,结局只是一张画饼而已。”所以这想法本身,丝毫不具可行性,只是衬映着他的彷徨无地而已。

这个关键细节还澄清了一点:1924年的“跑到日本”,并非事先做好了准备与谋划,专门跑到那里去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相反,他惶然失途,走投无路,不知所终。继而在这一片漆黑当中,与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结构》相遇,“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通过完成对它的翻译,实行了一次灵魂上的脱胎换骨,作为新郭沫若得到“重生”。

是年11月,重新出现在上海滩的郭沫若,已跟过去斩断联系。花六年时间(自1918年起),遍历炎凉,终于蜕去旧壳。他不但有了新的世界观,还揣着判然不同的自我认识、人生目标和生存哲学。这一次,失意、失落、失败没有重演。虽然开始在上海仍有一年多的跌宕,但显而易见,那个过去未曾跳出文人意识的郭沫若,正坚决朝社会的、政治的郭沫若走去,并在沸腾的广州完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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