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眼中的“外研社现象”
■陈琳
我愿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30年来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无须赘述）称之为“外研社现象”。
其一，从贷款30万元和几间破旧平房起家，到盖起90年代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社本部大楼，又建起今日中外知名的国际会议中心；喘息未定，又带头“转型”；外研社始终坚持了一个路线，那就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30年来，外研社从不满足已取得的任何成就，从未停步不前，而是不断向前冲刺，拿下一个又一个新的阵地。一句话：“发展”从未间断过。
其二，外研社始终坚持“人是决定的因素”，把干部培养、人的发展放在首位。不仅在数量上从最初的三十几双手到今日的1800口人，而且在质量上建起了一支坚实的队伍。上至社委会领导班子，直到各分支机构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严格选拔、全面培养、合理安排、各得其所，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把全社的工作不断向一个个更高的境界推进。
其三，就是一个领头人所起的作用。我把这一因素摆在最后，是为避免“突出个人”之嫌。但在外研社这个特定案例中，它今日的辉煌，恐怕首先得归功于它的领头羊。是他，自走上领导岗位以来，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指导思想，高瞻远瞩，大胆创新；是他，义无反顾地决定盖起在当时被认为“超前”的社办大楼；是他，决定冒险以贷款兴建起那同样“超前”的国际会议中心；是他，在半年时间里吃住在工地，头戴工作帽，身披破军装，手里不离一把小锤子，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个“拼命三郎”带头在全社树立起一个“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的企业文化。是这个人，和由他以身作则培养起来的领导集体，造就了外研社今日的辉煌。
正确路线+卓越领导人+一支奉献的队伍=外研社今天的成就。
这就是“外研社现象”的公式。
胡文仲：博学与儒雅的完美结合
胡文仲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英语教育家。我第一次“认识”胡老师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上初中，刚开始学英语，偶然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跟我学》这个节目，非常喜欢，便一集不落地学了下来，此后学习英语的兴趣大增，英语成绩也突飞猛进。这大概也是我后来上大学时选择英语专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就连起英语名字时我也选了节目中主要演员的名字，Francis。
虽然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研究生时有幸聆听过胡老师的讲座，但因专业的关系，接触并不太多。与胡老师比较密切的接触是从2001年开始的。那一年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第三届常务理事会成立，胡老师当选为会长，我成为他的秘书。从2001年到2007年六年间，由研究会主办、外研社承办了三届“中国英语教学国际研讨会”，胡老师在邀请大会发言人、安排会议日程等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胡老师2002年在新加坡以战略眼光提出申办“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虽然当时没有成功，但为2005年在美国的继续申办并获得成功做了铺垫。
胡老师在外研社出版了大量教材与学术著作。教材有《大学英语》、《大众英语》等，学术著作包括《胡文仲英语教育自选集》、《超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较文论集》等十余部。胡老师还从1998年开始担任《中国英语教学》期刊主编，为刊物的发展出谋划策。胡老师经常叮嘱我要严把文字质量关，特别要尊重作者，碰到疑难问题要向作者求教，不要擅作主张修改。他曾举过一个例子说，他编著过一本《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研社出版），他在校对时发现，责编把文中的口头交际（Verbal Communication）改成了Oral Communication，责编可能知道Verbal是“动词的”这个意义，而不知道它也有“口头的”的这个意义。这个例子对我触动很深，使我再次认识到编辑工作“为他人作嫁衣”的特点，一定要重视作者意见，千万不能随性挥笔。
胡老师还经常对我说，做编辑的不应该只满足于加工别人的文字，也要做自己的学问。编辑要接触各种书稿，只要平时留心，一定能发现很多很好的科研课题。他曾经说起他在澳洲访学期间把路上遇到的英语标示（如路牌、单位名称、公交上的提示等）记录在一个笔记本上，回国后把这些材料整理成书。这对我们编辑也有很好的启示。
（柳相东）
文秋芳：尽心育人的导师
著名的英语教育家文秋芳教授著述丰富，桃李天下。我从她的一名学生到外研社高英分社的一名编辑，深深体会到她作为教师的师德风范与作为学者的严谨认真。
文老师是《中国英语教学》和《中国外语教育》两种学术期刊的主编，不管有多忙，每一期的稿件她都要仔细阅读并提出修改意见。她提的意见不仅精辟独到，而且非常实际，都是站在作者的角度深思熟虑后针对核心问题、结合作者现有水平提出的。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在字里行间透出指路人的光芒。有人可能觉得文老师是权威，害怕她提出高要求，但我做学生时却最希望听到文老师的指导意见，因为她的要求虽然高，却明确具体，反而能让人觉得更加充满信心。
每年暑期，文老师都要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外研社举办的“全国高等学校英语教师教育与发展系列研修班”中。从前期策划、日程安排，到研修班组织、授课、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讨论，她无不倾注很多心血。她主讲的研修班主要包括大学英语学习策略教学法、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英语教学能力与教学方法等。每年她都会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改进教学模式，提升培训效果。
研修班期间，文老师除上课外，时刻关心着学员的成长。每天晚上她都要召集研修班各组助教讨论当天的教学情况及学员的反馈。助教走后文老师并不能马上休息，她还要亲自阅读两三百份的研修日志并做出答复，同时还要为第二天上课做准备。第二天，她又会根据前天的反馈及时调整教学计划，尽量满足学员的要求。
文老师讲课总是充满激情，她的课时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给人深深的启迪。而有一天，我在吃早饭时碰到文老师，看到她吃完饭后从兜里掏出一把大大小小的药丸。当时文老师吞服药丸的情景一下把我震撼了。眼前的文老师和讲课时充满激情、全神贯注的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禁使我心头一阵酸楚。文老师不仅是在教学，她无时无刻不在以她的人格魅力教育人！
（郑丹妮）
危东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但凡用过《汉英词典》者，多半对危东亚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危先生祖籍四川綦江县（现属重庆市），1920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4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院英语系，1949年9月入北外英语系任教，直至1987年退休，自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6年5月获“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
由于“文革”的缘故，先生被迫停止教学工作，自1971年起开始专事词典编纂，先后参与了三部词典的编纂工作：《汉英词典》（1978，任副主编之一）、《汉语成语词典》（1982，任主编之一）、《汉英词典》修订版（1995，任主编）。其中，影响最大的非《汉英词典》莫属。
1971年9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北外英语系制定了《汉英词典》编纂计划，同年10月启动编纂工作，1978年正式出版，历时8年。《汉英词典》凝结着数十位专家学者的多年心血，是新中国第一部内容充实的汉英词典，具有里程碑意义，成为其后各种汉英词典的奠基石。
《汉英词典》问世后，声名远播，影响深巨，不仅成为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必备工具书，也成为海外华人、外国人学习汉语的重要工具书，广受读者和学界好评。
1983年，《汉英词典》的修订工作正式启动，由危先生担任主编，至1995年修订版出版，历时12年，期间修订者得到了王佐良、吴景荣（1978版主编）、胡文仲、吕叔湘、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1978版英语顾问）诸位先生的关心和热心帮助。危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终使《汉英词典》成为我国汉英词典史上的一座丰碑。
《汉英词典》修订版先后获得了“第十届中国图书奖”（1997）、“第二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1997）、“第十批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修订版缩印本，1998）和“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修订版缩印本，1998-1999）（1999），堪称实至名归。
危先生一生谦虚谨慎，为人谦和，淡泊名利。他在获得首届“辞书事业终身成就奖”提名时表示，《汉英词典》是集体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自己获得这个提名，受之有愧，还是忘掉我吧。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正是他们那代人的风骨，他们开拓了道路，当后来者阔步向前时，他们却悄悄地离去，没有留下一句豪言壮语，却也不失一种壮丽。
（朱书义）
杨立民：“别担心我会偷懒”
杨立民教授是外研社“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现代大学英语》总主编，他对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建设、北京市精品教材与国家级精品课程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杨教授与外研社的紧密合作开始于《大学英语教程》（College English），深化于《现代大学英语》（Contemporary College English），风雨二十载，双方在共同进步、相伴相携中形成了莫逆于心的信任与默契。
1986年，作为一家小小的高校出版社，外研社找到了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胡文仲教授与杨立民教授等人，提议将原来英语系编撰的《大学英语教程》重新编写，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时代要求，更好地体现北外的教学经验。全新的《大学英语教程》出版后，受到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求知若渴的人们的热烈欢迎。
1999年，根据高校英语专业教学的发展，李朋义社长决定请杨立民教授牵头编写一套体系统一、涵盖全面的大型系列教材――《现代大学英语》。杨立民教授作为总主编，从编写理念的确定、系列框架的设计，到文章的选定、练习的设置，乃至字句的推敲，承担了极其繁重的工作。系列教材吸收了杨教授等人在课堂教学及教材编写中积累的经验，注重语言与文化的结合，在教学法上博采众长，在教学原则上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编写手法上注重纵向连贯和横向配合，充分体现了英语专业教材的特色。从2001年到2005年，《现代大学英语》的体系逐步完备，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在这一过程中，杨教授也走出书斋，与全国英语专业一线教师们进行直接交流。从2001年到现在的九年间，在历次外研社举办的高校英语专业教师培训会上，杨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诙谐风趣的语言相映成趣，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的“粉丝”。很多参会教师告诉杨教授：“我做学生的时候就用您的教材，现在当了老师，还是用您的教材。今天终于见到您，太高兴了，想说一声谢谢！”
杨教授曾这样对我们说：“别担心我编教材时会偷懒。这十年当中，在和一线教师的不断接触中，我越来越感到编教材是非常重大的事情。老师们对《现代大学英语》的关注、肯定，对我们的期望，我都装在了心里。这些教材的使用者，这非常鲜活的一大批人，给我们动力，也是鞭策我们认真工作的力量。”目前，杨教授正组织原班人马全力进行《现代大学英语》系列的修订，每篇文章、每道题目，每个单词，他都必反复推敲，有杨教授这种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态度，我们对教材的质量充满信心。
（江舒桦）
郑树棠：视野高远，脚步坚实
提起外研社的拳头产品《新视野大学英语》，大家都会想到该系列教材的总主编――上海交通大学郑树棠教授。
郑树棠教授是国家级教学名师，在英语教学与教材编写方面经验丰富，成绩斐然。他早期参与主编的《大学核心英语》与《21世纪大学英语》等教材在当时已影响广泛。但郑教授在教学与科研中不断反思，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探索与研究基于互联网和校园网的多媒体教学模式。与此同时，他开始筹划编写一套将现代科技与大学英语教学相结合的教材，将计算机网络技术引入大学英语教学。这就是国内首套基于计算机与网络的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于2001年正式出版的《新视野大学英语》。实践证明，这是一套极具预见性和前瞻性的大学英语教材，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趋势和方向。
可以想象，为《新视野大学英语》这样一套规模宏大又引领教学理念的大学英语教材，郑树棠教授花费了多少心血，挥洒了多少汗水。从教材的编写、出版到推介，郑树棠教授无时无刻不在辛勤耕耘。为了介绍教材的特色，使更多教师理解并更好地把握这套教材，进而从中受益、促进教学，郑教授总是认真细致地为教师们讲解理念、传授教法。在《新视野大学英语》修订过程中，郑教授更是在身负病痛的情况下，坚持一丝不苟地工作，并经常往返于京沪之间，为优化教材结构、提高教材质量殚精竭虑。在一些研讨会上，很多教师都希望能与郑教授有更多的交流，而编辑们为了使郑教授有足够的休息，总是偷偷地谢绝，但是一旦被郑教授发现，他总是会充满热情地与老师们坦诚交流。
如今，《新视野大学英语》已为全国多所高校使用，成为教育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推荐教材，其配套的网络课程也因完善的设计与便捷的功能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这些成果，都体现了郑教授的创新思想与先进理念，也是对他的辛勤劳动的最好回报。
（秦学信）
应惠兰：一路风雨、一路精彩
从1995年起，应惠兰教授开始主持浙江大学公共英语教学的改革，并从1997年开始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思维，正确处理了教与学的关系，在教学中取得了很好的收效，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此后，应教授带领的团队与外研社合作，共同酝酿将这一开创性的教学模式通过教材形式推介给全国师生，由此开始了双方长达十余年的合作。1998年11月，外研社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大学英语教学研讨会，介绍“以学生为中心的主题教学模式”和培养语言综合应用能力的教学理念，得到了广大与会英语教师的大力支持。转眼十载过去，《新编大学英语》作为外研社第一套特色鲜明的大学英语教材，从第一版到第二版，从平面到立体，为全国数百万师生所接受和喜爱。应教授和她的团队以及《新编大学英语》“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在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发展历程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在长达十余年的真诚合作中，应教授的认真严谨和一丝不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应教授虽是大家，却十分平易近人。工作再繁忙，她也会在第一时间与编辑就编校中的疑问仔细探讨，直到确认无误；日程再紧张，她也会远道而来，为教材及网站的设计与开发而努力。可以说，这十多年中，是应教授那份对教材创新的热忱和忘我投入，激励着每一个参与《新编大学英语》的工作人员为这套教材精耕细作，无怨无悔。
2008年，《新编大学英语》被评为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应教授及《新编大学英语》的众位编者特意为所有参与过教材相关工作的人员寄来礼物和一封洋溢着深切情谊的感谢信。信中，应教授说：“在你们的努力和支持下，可以说是一路风雨、一路精彩。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牢记你们的付出和艰辛，更重要的是，与你们风雨同舟所感受到的激情和奋斗。”
一套教材，十年合作，这份不断延续的信任与友情，将是我们继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赵春梅）
徐小贞：勇于创新、积极进取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应用外国语学院院长徐小贞教授是我们多年的合作伙伴，从2002年的《希望英语》，到2005年的“商务英语实践系列教材”，再到2009年的“新职业英语系列教材”，徐小贞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和外研社高等英语分社精心策划、联手合作的多个项目，都在中国高职英语教育的发展中书写了亮丽的篇章。在与徐小贞老师合作的多年中，感触最深的就是徐老师那鲜明的个性与改革的激情。
徐老师是一个要强、有个性的人。做《希望英语》时，有一次问她稿件的进度，她说文字内容已经确定，正在排版。编辑提出出版社有美编专门负责版式设计，作者可以不用在版式上费时间。但是徐老师很坚持，“作品就是我们的孩子，第一次出场一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的确，徐老师交来的每一部书稿，都是精致的四色打印稿，不仅在内容上精雕细琢，而且在形式上也是精美亮丽，令人赏心悦目；一如徐老师其人，总是光彩照人，神采奕奕。
熟悉徐老师的人都知道，她说话直言快语，一针见血。在策划《希望英语》时，有编辑提出“pizza”这个单元的话题有些学生可能比较陌生，建议替换选篇。徐老师坚决反对此项调整。她认为pizza已经普及到全国的各大城市，对于大部分大学生来说，pizza已经不是遥不可及的事物；而且pizza作为西方饮食文化的一种代表，理应作为英语学习的一部分，不能因为不了解、不熟悉而拒绝去学习。当编辑提出有些选篇中的文化现象需要在教师用书中补充注释时，徐老师则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如果自己的意见合理，不管别人怎么说，丝毫不会让步；如果他人的建议合理，就会毫不犹豫地采纳：徐小贞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爽快，干脆，有个性。
同时，徐老师也是一个富有创新意识的人，在她的心中，似乎永远都澎湃着创新和改革的激情。几年来，徐老师和她的团队在中国高职英语教育的各个领域不断研究和探索，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从“以学生为中心，任务式教学”的《希望英语》，到“工学结合，能力为本”、注重培养学生职业场景中英语语言应用能力的《新职业英语》，这两套高职公共英语教材充分体现了中国高职公共英语教育的发展。而“以实践为核心，以英语为主线，以商务为背景”的“高职高专商务英语实践系列教材”、《中国高职英语专业教育理论研究》则集中反映了高职英语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徐小贞老师雷厉风行、敢说敢做的性格，造就了她和团队高效率的工作方式；勇于创新、积极进取的精神，促成了她在改革浪潮中一次次成功的突破。
与徐小贞老师合作，收获的不只是业绩，更多的还有前进的动力。
（朱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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