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写作”是一个异常丰繁的创作群体，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卓具个性的，但从他们表现出来的个性中，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相似的地方，从而也有可能对他们的共同性特点作出一些评估。
一是看取生活时带有平民色彩的个人化视角。在他们普遍走向个人化的艺术视角中，那种平民的色彩和市民的意味也相当明显。被他们写入作品的描写对象，常常很难确定其身份，有时是求学者，有时是小文人，有时是都市白领，有时是无业游民。这样一些新的社会角色大量进入作品，使得他们笔下的生活充满了流动性、鲜活性，乃至市民性、民间性。我觉得这种平民色彩的个人化视角，在满含个性体验的同时，给文学带来了时代与社会的新生面，以及他们对这种新生面的新观察、新感知。
二是由清醒与怀疑的多重因素混合而成的冷峻叙事。在“70后”作家那里，生活不仅是不浪漫的，而且是不规整的。他们更多地相信自己所经验的生活、所产生的疑惑，因而，一般不盲目地歌颂什么，不抽象地畅想什么，只是冷峻异常地描写他们看到的和感到的。因此，他们所描绘的生活现状之无奈，常常真实得让人尴尬；他们所表现的人物心境之无告，常常真切得让人惊异。像丁天、冯唐的“成长”题旨小说，戴来、盛可以的“都市闲人”小说，都在描写别样的生活和别样的人物方面，具有一种如“外科医生”做外科手术一样的冷峻和不露声色。这样的写作，即使从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来看，也当属于严谨、严苛的一派，显然在直面现实的文学表现上更为清醒，也更为冷静。少了“宏大”，但添了“冷峻”，这是“70年代写作”的又一个特点所在。
第三，把游戏性的因素带入文学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给文学减负增趣的作用。在“70年代写作”中，游戏性已成为一个普遍性因素。他们重“意思”，更甚于重“意义”；“好玩”、“有趣”既是他们生活中的口头禅，也是他们写作时的出发点。在这种写作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超越了“庄严”的方式、但依然有效又有力的文学旨趣，它扩展了文学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也增进了写作的可能性与多样性。
（舒晋瑜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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