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施行，送去主义开始在各行各业骚动起来。
是的，随着我国国力及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国家已经无法对我们视而不见。但反观我们的图书出版和大众阅读，却实在不敢乐观。事实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的事要做，在此笔者不妨举隅一二。
首先是图书出版。都说我国已经是首屈一指的图书出版大国，却并非图书出版强国。何也？当然是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进出口逆差。重复出版多，低质量图书多，真正的原创作品和优秀作品少。这就势必造成大量图书如明日黄花，出世只为速朽：重新变成纸浆！但问题是垃圾充斥，又每每使好书淹没。读者大都有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之憾。这还只是表象而已。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因为不必要的主动放弃而缺失了起码的学术标杆和鉴别尺度。意识形态的“淡化”（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取代了另一种意识形态）和后现代主义的消解与模糊，使许多人丧失了起码的真理观、价值观。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人们言必称相对。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且不说我们国家体制、意识形态的不同，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尚处在弱势的东方国家，有足够的抵抗力不加选择地拥抱多元、敞开血脉吗？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似乎正在奉行过于急切的送去主义。如果“五四”时期的拿来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有选择的借鉴和汲取，那么现今的送去主义同样应该是适当的、有选择的，而不应该成为一种盲目的显摆，更不应该像前些年来者不拒的拿来那样把送去当做一种指标或运动。中华民族吃尽了运动和冲动之苦。渡尽劫波，我们本应该变得成熟了，但堂吉诃德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相反，它以新的面目又一次带领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君不见一套套装帧精美的汉译外“名著”在图博会上闪亮登场？它们不由得让人联想到我们的堂吉诃德正在走出国门，冲向世界。
与此同时，一座座新老庙堂香火熊熊，一个个大小屏幕庸俗充斥。曰：“老百姓喜闻乐见。”那么，文化工作的主要目的究竟是为了提升，还是一味地迎合？由此，笔者不禁联想到许许多多招摇过市的“大师”和琳琅满目的“秘笈”。曾几何时，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拼命拿洋的（于是现代派、后现代派蜂拥而至），而今又一股脑儿地去搬来灯火阑珊处的老古董，却美其名曰“国学”或“文艺复兴”或半神半鬼、亦傩亦巫的“非物质遗产”。顺言之，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一次淘汰。好东西，如古希腊文艺，马克思称之为西方的武库，有着难以取代的童真，至今仍具有艺术魅力、给人以艺术享受。但并非所有古希腊东西都是宝贝，其奴隶制和僭主制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奴隶制和专制制度来得文明。
文艺复兴以降，西方社会的许多重要文化思潮的确往往首先是文学思潮，是由文学或对文学经典的重新诠释散播的；另一方面，文学，尤其是文学经典又每每扮演着时代良知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文学经典不仅可以透视时代社会、促进文明进步（用人本取代神本），而且也是认识时代社会中群体与个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诸如此类的最佳门径之一。关于后者，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有过诸多精辟的论述。然而，如果说五四运动有矫枉过正之处，那么现今的“国学”热又如何呢？它是“文艺复兴”还是“复古”我且不论，郑振铎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就曾批评过甚嚣尘上的“国学”回潮，谓国学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或者稀里糊涂地回到“《四书五经》一类的劳什子”。然而，晚清以降，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渐渐找到了取代诸如此类劳什子的药方，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民主和科学――德先生和赛先生。因此，郑振铎（何啻郑振铎）喊出了：“推翻乌烟瘴气的国学！”“打倒所谓的国学家！”
诚然，正如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国学当非七八十年前的国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复兴何尝不是对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是跨国公司化）的一次反动？同时，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文化革命，我们的确太有把孩子和洗澡水甚至还有澡盆都一起扔掉的惨痛教训了。适当的矫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迫切的，但不一定要过正，更不一定要翻烧饼。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终究是有规律的，且不能一蹴而就。虽然“上知天文，下识地理”的诸葛孔明和百科全书派的时代早已过去，但在重分析、重学理、学科愈分愈细和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今天，国学西学的适当“打通”是必要的。问题是不应该胡子眉毛一把抓，搞“十全大补学”；更不应该以为有了老祖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要发展，就必须尊重科学、实事求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应该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也应该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取法。
其次，价值观的模糊与消解是目前思想界、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个大问题。从主流媒体到学术刊物，到处都是意识形态的淡化和真理观、善恶观、美丑观的消解。思想界不再强调意识形态，学术界有意模糊“严肃”与“通俗”的界线。这当然非常不利于良好阅读环境的营造。既然没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那么读者疏虞经典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严肃”和“通俗”真的难以区分了吗？二者之间的区别真的已经消解、模糊了吗？就拿风靡全球的《魔戒》、《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或者曾经风靡一时，如今仍在风靡的武侠小说来说，无论从认知，还是价值判断的角度看，它们根本不能体现时代的高度，更没有洞识现实社会的深度，因而都只是一般的消遣读物，无法与真正的经典同日而语。《魔戒》和《哈利・波特》无非是现代版骑士小说加哥特式小说，《达芬奇密码》也只不过是一堆噱头，而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倘使放回到《七侠五义》的时代也如履适足、毫不奇怪。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许多市井中人，粗人无赖之流，因为从军立功，多得顶戴，人民非常羡慕，愿听‘为王前驱’的故事，所以茶馆中发生的小说，自然也受了影响了……而大抵千篇一律，语多不通。”除却“语多不通”，此等评价大抵仍适用于当今武侠小说。
当然，诸如此类的问题各有其特殊性和相对性，不可一概而论。再说“通俗”也不一定是贬义的。消遣本身也是文艺的功用之一。问题是良莠不分、高下不辨、是非模糊，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民族，都是致命的。而目前图书市场的混乱、视听媒介的低俗化倾向，乃至读者的阅读热情（尤其是对经典的阅读热情）的下降与缺失，以及诸如此类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学术界、出版界和媒体是要负责任的，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去改变之。
虽说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必然导致价值的多元和相对。而这种多元和相对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跨国资本。然而，文化或价值的多元已然是不争的事实。这势必为包括传统经典在内的一切文化产品加上相对的问号。如是，过去的“百里不同俗，十里不同言”变成了如今的言人人殊的众声狂欢。人们言必称相对和多元。殊不知多元和自由一样，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多元可以是对抗强势文化侵蚀的一种自我守望，也可以是一种敞开胸怀的来者不拒。当下弥漫着的后现代或后后现代文化思潮及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思想可以说是后者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一种表征。首先，用多元化概括我们的文化市场也许很不为过。你看那千姿百态的图书、五光十色的碟片、琳琅满目的广告、鳞次栉比的网吧……还有缤纷的戏说和大话、八卦和迷信，甚至木子美和芙蓉姐等等，绝对令人眼花缭乱。我们也绝对无法再用一种或几种主义、一种或几种功能去界定当前的文化产品，更加无法在一纸陋稿中描述其的纷杂与无序。因为我们面对的似乎已经是一个“多元”的“无主流”大汇唱时代，也即自由的时代、相对的时代、个人主义的时代。于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之说不胫而走。正因为如此，文化丧失（很大程度上是放弃）了凝聚人心、统一认知和行为方式、平衡价值和审美取向的作用。而相对统一的认知和行为方式、价值和审美取向的缺失，又使文化从众生供奉和仰视的神殿上滑下而走向人性赋予它的另一个极端：个人心志和情感。这种个人化表演固然始终存在，但一直被人们赋予文化并转而赋予作家、艺术家的崇高和伟大的光环（如人文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等）遮蔽着、抑制着，从而也才有了人文化成！而今，国家、民族、阶级、种族依然存在，但人们（从作者到受众）似乎愈来愈陶醉于自我，或者不分你我彼此的混同。而网络文化则一定程度上既是因，也是果，起到了催化剂和载体的作用。凡此种种多少具有模糊视听、消解真理的效果，极易使人觉得这世上再无客观标准可言。然而，这些思潮或思想削弱和消解的当不仅仅是认知方式和价值判断，而且还有更为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凝聚力（所谓的“文明冲突论”说穿了是跨国公司和“人权高于主权”这类典型的跨国资本主义思维与不同的政治经济体系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有所持守，比如更加重视某些传统、某些价值。而重视经典、敬畏经典、加强经典研究无疑既是我们知己知彼、进退中绳的最佳途径之一，也是我们重新构建认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乃至核心价值体系的最佳参照之一。
当然，多元并非完全不好，但前提必须是建设性的，即丰富民族文化、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而不是相反。
回到送去主义，一套套装帧精美的汉译外“名著”在图博会上令人瞠目。就因为“不差钱”吗？退一万步说，你有好东西，还怕别人不来拿吗？看看19世纪的英法文化，再看看当下的美国文化，答案当不言自明。想当初我们有了四大发明，不也是人人得而快之。不仅阿拉伯人来拿，希伯来人来拿，就连西方人也没忘了来拿啊。当然，这并不是要一概地排斥自我宣传。除了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博览会、贸易洽谈会，奥运会也颇让国人振奋，令世界刮目；世博会更是让人期待。但图书毕竟是精神产品，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尤其是文学，无论多么特殊，终究改变不了其意识形态色彩。况且，文学及狭义文化的输出，最终也是要靠国力，至少是要靠文化实力为后盾的。19世纪的法国及法国文学为世界读者所称道，于是我们的读者通过这一文学而熟识巴黎的大街小巷，反之亦然。上世纪50年代，我们热衷于苏联文学，对保尔・柯察金等如数家珍。如今，美国文学为我们的读者所特别关注……当然，文学工作者的责任之一是尽量消减现实的势利。否则，文学也就混同于一般商品了。问题是，在我们的孩子了解美国的犄角旮旯甚于了解自己的文化、在西方主流舆论和一般读者还揣着糊涂当明白或者相反的当下，与其单方面花血本送去，还不如多想些法子让他们主动来拿、来取、来了解。如是，我们首先取法的应该是做好自己的事，以期努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也就是说，只有做好自己的事，只有综合国力的提升才是硬道理，却不是急于送去。再说，即使我们送去了，别人也未必领情（或者真要），说不定还有“农夫献宝”，甚至“霸王硬上弓”或“赤色宣传”之嫌。过去的“熊猫丛书”和大量中译外的不理想结果便是明证。我们的不少作家还由此抱怨语言鸿沟，但事实上最大的鸿沟是综合国力的悬殊以及更为深层的文化差异和隔阂。西学东渐，靠的首先是西方国家的综合国力。有了足够强的综合国力、足够高的文化品位，加上一般的交流和铺垫，翻译当事半功倍，反之则必定是事倍功半。再则，以最近二三十年在西方国家流行的少数中国文学作品看，我敢说一般西方读者还远未摆脱猎奇心态。文化或意识形态偏见也罢，种族偏见也罢，无知也罢，迄今为止，我们的文学（包括电影）但凡比较吸引他们注意的，往往还是“献丑”的和“搞怪”的。当然，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我们远未到不被关注（真正的关注）就会使他们感到危机、落伍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送去什么就很值得探讨。总之，我们不是不能送去，但有所选择、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才是前提、是正理。
而学术界要做的，也许是重新体认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
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三、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总之，不论行业，做好自己的事才是最大的本分。而真正的大国气象必然是出版界、学术界、文化界（包括媒体，或者尤其是媒体）具有“道”、“器”相对平衡，情感与理智、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并存的大家风范，全民族文化素质大大提升（至少是不再迷信、太过见钱眼开）。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即真正的中庸之道：张弛有度、进退中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软实力和全民素质不仅有待提高，而且亟待提高。我们还很有差距，也很差钱。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和伟大复兴，绝对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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