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著作有着许多创新之处。首先，它突破了长期几成定势的从“道与逻各斯”对立构建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框架，而是从“名与逻各斯”出发对
赵奎英坚持的不是“照着说”而是“接着说”，甚至是“对着说”的学术立场。当前的问题是，一方面不能停止对于西方文论的引进步伐，但更加重要的则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对话与建构。因为西方文论说的再好，都是从西方的实际出发的，总体上更加适合西方的国情与文化，而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与文化。这就需要我们更多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其保持适当距离，与之进行对话，通过对话进行建构。赵奎英恰是主动地做到了这一点。她在本书中就是以中国古代的“名言说”与西方的“逻各斯”理论进行对话比较的。在这里，赵奎英还突破了在新时期几乎已成定见的“道论说”，这也是我国西方文论研究的名家所言，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学说。但赵奎英发现了“道论说”只能包含道家语言文论而不能包括儒家文论的弊端，而“名言说”却既能包含儒家又能包含道家，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因为道家重道但反名，而儒家重名却同样重道。这也许不是没有商榷的余地，但赵奎英自身论述的逻辑自恰性还是非常明显的，从而使得这一理论具有了自身的合理性。再就是她对于我国古代哲学“无名本体论”的表述也是包含着自己的独立思考的，“无名”不仅与“逻各斯”相对，而且也能包容儒道。另外，赵奎英关于中国古代时空观的见解，也是很有道理的。中国古代学说正是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此背景下构成“天地人”三才的变易之学，内中所包含的特殊的时间与空间的相互渗透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种时空观是中国特有而不同于西方的。而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名言说”、“无名本体论”，还是空间本位基础上时空渗透的宇宙观，都对中国传统诗学文化的生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赵奎英从这一角度对中国古代的诗学观念、诗学理想等进行理解和阐释，的确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最后，赵奎英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语言学转向”以来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诗学的两大转向进行梳理，对中国传统语言哲学、诗学的思维方式根源进行剖析，并试图将中西加以汇通，构建新世纪的包含中西的语言学理论，这也是非常可贵的。指出新世纪文论建设之路，正是我们目前非常紧迫但却做得十分不够的课题。当然，这种建构到底是以西方理论为基础呢，还是以中国本土理论为基础呢？到底如何将古代的理论加以现代改造呢？似乎有点语焉不详，但毕竟是已经提出了西方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以来所出现的“诗化”与“空间化”转向，与中国古代的“诗化”与“空间化”倾向之间的汇通。也许赵奎英自己觉得还没有完全把握，其实这本来就是非常困难的课题。但我觉得完全可以借用梁启超关于一种新理论的创造可以“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以及中国古代关于“旧瓶新酒，新瓶旧酒”的观点，大胆提出创新，不断完善。
当然，本书作为语言诗学似乎还应该结合一点中西文学作品，而在“后现代”网络文化与影视文化勃兴的背景下语言的多样性也是应该加以考虑的，而且解构论者的“文字中心主义”是否真正行得通也是值得怀疑的。这些问题，只是我的一点不成熟的思考，对于研究语言诗学已经有十多年的赵奎英来说也许不成为问题，但还是可以再做思考的。
（本文为《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一书的序言，本报发表时有删节和修改）
《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赵奎英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