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海外已漂泊整整十九年，从第一人生走向第二人生。这种生命转化好不好？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回答非常简单明了：好极了。对于第一人生中的世俗角色及其负累，有一个“了”，这就“好”。而第二人生则是全新的开始，尽管“转世难”，尽管经历过连根拔的苦痛与窒息感，但终于使自己赢得一次新的生命的黎明，迎接了
父亲出生于福建南部的山乡里，本质上是个农家子。这种穷乡僻壤，使他天生带有两种性格，一是质朴，二是勤劳。到西方的“花花世界”后，他依然如此，始终保持质朴的内心，既不为苦难所动，也不为成就所移。他的写作，正如王强（父亲的年轻好友）所说，是类似《一千零一夜》那个阿拉伯少女为了拯救生命的讲述，不讲就没有明天。如果说，在国内时写作多少还有功利之需，那么，在海外，父亲的表述则完全是活下去――有意义地活下去的需求。作品不是点缀品，更不是面具，而是灵魂诉说的需要，是生命自明、自证、自救的需要。身在漂泊，心在诉说，漂泊史即心灵史。父亲在海外近二十年所写的文章，是漂泊文章，也是心灵传记。十多年前，父亲出版《漂流手记》的第一卷时，李欧梵教授为之作序，第一句话就说：“刘再复先生的《漂流手记》，是一部心灵的自传。”
李欧梵教授用“心灵自传”概说我父亲的漂泊散文，非常贴切，而把《漂流手记》视为内省文体即内心西游记也非常准确。《漂流手记》的第一卷如此，之后的八卷也是如此。不过，如果把九卷作为一个整体阅读，就可以读出其漂泊心灵在穿越时间的隧道旅程中是有明显变化的，从害怕孤独到占有孤独，从窒息感到至乐感，从家国忧思到宇宙领悟，从非常之心到平常之心，从形下故园到形上故乡，等等，可以看到漂泊心灵并非消极地浪迹，而是在积极地寻求、叩问和提升。这一心灵历程，固然有向后看的忏悔与反思，但更重要的是向前方寻觅的真诚与热情。这一历程，余英时教授准确地表述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我觉得，父亲心灵漂泊史的诗意就在朝向自由王国的转变与提升中。
在国内的时候，父亲身兼人文学者与散文作家，既从事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后者的重心是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史），又创作散文诗，散文。出国后他仍然是追求学问、思想、文采，一面从事教学和支撑教学的研究，努力打通中国古今文化血脉与中西文化血脉，重心逐步从今向古转移，在“返回古典”的大思路下完成了“红楼四书”（《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红楼哲学笔记》）。在这之前，他还完成了《放逐诸神》（论文集）、《高行健论》、《现代文学诸子论》、《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等学术与思想论著以及《思想者十八题》对谈访谈录。另一方面，父亲则孜孜不倦地进行散文写作。出版了《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等漂流散文系列。我把漂流九卷视为父亲漂泊心灵的诉说。按其形式的差别，大约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抒情、叙事小品；第二类是游记；这两类集中地自叙漂泊情思，人如其人其行其心，与“漂泊传”之名最为相符。第三类是悟语，其实也是心声，不过因篇幅限制，选的很少。无论是天涯悟语还是红楼悟语，或者面壁沉思时的自语，都是发自血脉深处的个人的声音。父亲仿佛有意创造一种新的语文体，袖珍散文与袖珍论文的结合体，每一节虽只有三五百字，却都有一个明心见性的精神之核，核中有视角，有眼界，有发现，是直觉与感悟的果实。漂泊十九年，父亲写了二千多则悟语，如果能把这两千则悟语细读一遍，就会进入作者漂泊心灵更深邃的内涵。这三类之外，还有许多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杂文，这些嬉笑怒骂，不同于“内省”，但也是漂泊心灵的一角，它说明，这一心灵并非自我封闭，它仍然在关注社会人生，谴责黑暗。父亲常说自己是“外儒内禅”，这些杂文应是一种“外儒”的明证。最后一类便是“书信”，父亲和我合著的《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中，有父亲的心灵自白，也有我对父亲的认识。父亲私下对我说，此书既是漂泊心传，也是“漂泊心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