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盼已久的由李春青教授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下称《研究史》）一书，最近终
当然，学科史编纂与具体的专业研究仍然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种特殊的体式，其难度往往超出常人所料。尤其是在面对近百年的学术史时，由于学术制作的超度膨胀、版本资料的海聚，学术思维的多元、背景意义的复现，任何稍大一些的学科，在处理与评述该一长段的学术史经历时，都会遇及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以故往往或因陋就简、化繁为约，或局促于表层分类，滞宕于浮光掠影的排罗，其结果总是半折心始，难允公意。而不同的学科，其运行法则也自然会有所区别，并不存在一个绝对意义上的、普遍可仿的编述公理，加之还有如何面对此前出版的同类著述，进而能够有所创新等的问题。因此，治学术史之难，实难与外人言。在这样一些压力之下，李教授带领的团队仍能知难而进，想必其已有学植与识力等方面的充分准备与信心。
此非漫语。以我个人的心理期待而言，对近百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的梳理，最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有若干，其中包括，一是这一学科是依据于怎样的逻辑进程逐步展开的，或云能否在此进程中发见一些深层的学理依据，以致于避免将这一领域的学术史写成一部表象事象堆积、多种研究之间缺乏内在联系的资料汇集；二是如何真切面对20世纪后半期尤其是近十几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成就，因为这一阶段涉及的学术现象甚至包括人事问题等都要比其他阶段复杂与棘手，容易为一般的学术史治理者有意或下意识地忽视过去。一种学科研究史虽然不可能处理所有的问题，但对以上两个问题的积极面对与成功探索，对于较为深入、完整地理解20世纪以来的古代文论学科的构成及其变迁却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也将作为判断一部学科史价值所在的重要尺度。而在捧读《研究史》之后，我们不得不对该书的造诣有欣然的认同。
先述第一个问题。李春青教授在其长篇序论中即提出一种分辨，以为古代文论的概念承续诗文评而来，但二者之间的区别又是明显的，诗文评是把所言说者作为“份内事”看待，古代文论却是当作“别人的事”来看待的，由此而指出，20世纪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基本学理特征，是一种为特定的思维过程所整理、重构过的知识概念系统。既然如此，它就既不是诗文评的“自然而然”的延伸，也不是对历史知识的抽样复制，而是应当将之看作研究主体依据自己的情况（客观与主观的）所进行的一种“建构”性的活动。
很显然，这个建构的概念很重要，并实际上已成为书中梳理全部研究活动的一个核心理念。虽然，我们也可以说，任何学术史研究都不会轻易地将学术话语与历史知识混同起来，需要意识到两者之间存在的自然缝隙，但这种“缝隙”意识的强还是弱却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学术史的认识与把握，并呈示出有所差异或差异很大的学术史叙述。很显然，《研究史》走的是趋强的一路，在其看来，即便是所谓的“实证研究”、“求真研究”，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一种回溯性工作，而同样也是依据某种特定的理解方式――话语预设，对知识对象所做的重新排序、赋予意义等。与之对应，通过文本解析的方法便可以将此话语预设――即“建构方式”揭示出来的，如果我的理解没有太大出入，那么这也可看作是《研究史》为自己所设定的一种工作目标。
毫无疑问，这种观念设置，在对古代文论学科史的研究中是颇见效果的。如书中在探讨郭绍虞、罗根泽、朱自清、方孝岳、傅庚生等第一代学者的文论史研究时，关心的主要不是这些批评史家对古代文论史实的研究，或他们在各种史实研究上有什么具体造诣与推进，而是明显地偏向于关注他们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展开方式、问题意识等，即建构其批评史研究的话语模式，进而再由此反身考订其对待史实的态度与功效。比如论及郭绍虞、罗根泽等的研究，本书都力图首先发现与确定他们借以展开其工作的核心问题，就郭绍虞而言，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好的文学”，故而是以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为其关瞩的中心，并以文学史的参照为批评史的归属。对于罗根泽而言，他所关瞩的中心是“文学批评”这一概念范畴，文学批评史被看作是可与文学史处于不同层次的、相对独立的系统，因此，批评史的撰写不需要参比外在的目的或意义，“求真”也就成为第一要务。尽管两位批评家都受到西学的明显影响，比如像探讨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批评”这样的问题本身都是出于对西学的直接反映，已非历史本身的观念，但相对而言，郭绍虞的命题方式会使之更偏向于对西方文学观念的接受及以之裁论中国文论的知识状况，而罗根泽的命题方式则易趋向于对中国文论本身理路的梳理，而这又引发了他们在更下一个层次的研究上的差异。同样，其他批评家的模式构筑也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加以揭示与描述。
当然，建构还只是一种话语层次上的概念，如想要对话语做更丰厚的理解，则向外还需延伸到“语境”的概念（也是一个更大的话语结构），向内还需补充入“策略”的概念。这些工作同样也在本书中得到较好的落实。语境有大有小，以大的语境而言，本书以为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自建立伊始即受到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启示，这体现在学科概念、学科建制等各个方面，为此而使古代文论研究成为中国学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学科之所以是“古代”的，是因为有着一个“现代”作为对比与前提，几乎每个批评家的工作都无法与这一宏大的趋势相脱离。但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又都是古代的知识素材，因此便又都有一将此现代性话语与传统知识相融通的过程，批评家们对二者融通的理解与选择，也就造成了各自在重建方式、研究模式等上的区别。当然，以之概括与甄别一个批评史家的活动还是不够的，为此，一是需要关注各自所属的更小一些的语境（包括个人的学术经历等），另一是需要注重批评史家在研究过程中向内的方面透进而择用的一些策略。以后者言，比如就涉及到各自如何在更大的指导原则下对研究方法的取择，处理材料的方式，对流脉与习例分判等技术化问题，这些具体策略的实施，还会使批评史家各自的研究特征更为清晰地显露出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见出本书在总体间架的设计上形成的一些主要思路，也就是从话语建构的整体入手，以核心问题及伸展逻辑为主要考察对象，层层下贯，借此而展示文论研究史不断后推的进程。无容置疑，这种研究路径提供给读者的是一种“通透式”的解析，对于我们从一更广的背景与更深的逻辑上把握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史的构成与路向，是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与启发意义的，也是本书作为总体创新的特点之所在。
再述第二个问题。一般对古代文论学科史的考察，会偏重于前半个世纪的成就，加之由于能够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当时的研究史料并不算太多，因此也相对容易把握。很显然，后半个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所涉及的史料与问题都要庞杂、繁复的多，这也包括那些可能涉及的学者多属在世人物，不少讨论与研究的问题尚处在未有结论状态等，因此，是否敢于直面这一时期的研究，自然会对一部学科研究史著作的识力与胆力等提出挑战。但《研究史》却以很大的篇幅来展示该时期的研究，由此而使我们有关于这部分的期待也有了一个确定的落实。
自然，言及后半期的研究，还需要有所分辨，尽管对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学术体的回顾是不能回避与舍弃50至80年代研究的，故《研究史》对之也有兼述，但如实而言，在这一领域中，真正有气象、有较高学术价值与自成体系的研究却始于90年代以后，这与90年代后学术规范的讨论与提升，学术思维的渐趋成熟，以及全球化、后殖民等所引起的新一轮的中西文化关系讨论再次成为瞩目的焦点等均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虽笼统而言后半时期，但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最为值得关切的却无疑是90年代之后的研究与思想进程，这也是《研究史》所瞄定的重点，由此可见其对这一学科发展的基本判断是确切的。
而一旦进入90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所要处理的问题当然就会随之急剧增加，仅由我目前所关心的范围看，就有如怎样评估这一阶段的实际成就，怎样合理、有致地梳理这一阶段的各种线索，突出这一阶段研究中的范式转化，等等。
目前在各领域的学术史撰述中，都会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即会更多地将荣耀的冠冕赠与那些具有学科开辟性贡献的人物。如在古代文论研究中，像郭绍虞、罗根泽等先辈学者所获的地位往往会被看作是难以企及的，而对后进们的研究则会相对轻视或漠视。这有许多原因，有些是不便细述的。然而《研究史》并不那么认为，一方面，它在充分肯定先辈学者的创辟之功时，也敏锐地指出了他们的时代局限及留待开辟与改进的空间；另一方面则以为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在多个方面有了新的推进，这表现在其所述的理论上更为广阔、学科上更为深化、功能上更为超越等。尽管对后世研究的评价力度尚可加强，但上述所论却是中肯的，也是符合实际的，从而也就合理地确立起了该期研究在整个20世纪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地位，并为今后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可参照的坐标。
关于如何梳理与总结90年代后的文论研究史，也是所有试图有所切入者都会遇到的一个难题。这包括需要认真地研究转换的学术与思想的背景，转换形成的各种新范型及其特征、各专题研究与分体研究推进的实况等，这不仅需要一种总体与复合的视野，以便揭示出蕴含其中的多重性意义，也需要深入到各项研究的学理内部做细微的探察，及有披沙拣金的识力，才能将真正有推进意义的价值成果发掘出来，而不是只看到一些支流的泛滥、重复性的扩大，及浮现于表面的话语表述与争论（所谓“现代转型”说、“失语症”说等）。如实而言，这些工作不是靠短时间的研究所能做到的，但从《研究史》提供的面貌看，本书还是对之做了尽其可能的努力。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两种新的研究范型的揭示与表述，其一谓“文化诗学路径下”的古代文论的研究，再一谓“比较诗学路径下”的古代文论的研究。在书中，文化诗学的视角不仅被视作90年代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新的范式类型，也是统合全书的一个意义评判标准，因此，它也必然会贯穿在对此范式以外的各种研究类型与方法的论析中，及借此而表示出本书作者的一种学理归属性。依据作者所述，此前文论研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即与“外部视角”的缺席有很大的关系，这是负方位上的证明。从正的方位上看，这个外部视角可由政治史、思想史、哲学史等维度――总之以“文化”的维度之事实存在予以揭示，由此而肯定了一种综合研究的必要。经综合过的诸维度在意义上讲可称为“文化”，它也是内外之间起到黏合或“接合”诸原素的一种介体。从空间上讲，也可解释为是一种“场域”，而场域一旦与诗学或文论交织一起，并成为复合型“结构”的一部分以后，那么也就很难再分孰在其外孰在其内了。当场域编织了主体之后，也就同时转化为了主体的生命，如同“文化”既在诗学外，又在复合的过程中转化为了诗学之内。可见这一路径的确立，同时超越了曾经在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中颇具影响的、单一化的审美主义模式（内部研究）与社会学研究模式（外部研究），而显示出一种新的、旺盛的学术生产与知解能力（尽管对在文化诗学范型中，解释未必相同）。关于比较诗学路径，作者也同样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并意识到这一路径在当代古代文论研究中愈益处于一种上升的趋势，但作者同时也强调了当今所谓的比较诗学实际上更偏重的是文化的比较，或已蕴藉在文化比较的含义中，已非过去所谓诗学体系或中西文论概念之间的单纯比较，也正因此，方能见出这一路径的“新”之所在。
在作者的理解中，90年代以来的这些变化，尤其是两种路向的展开，同样可借助于这一学科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来予以说明，也只有这样，对前后两时期的解释才具有逻辑上的连贯性。尽管作者谨慎地避免了用“后现代性”来解释近二十多年来的“现代性”转化的过程，但依我所见，后现代性的意识依然还是内含在本书的叙述中的（如提到文化研究的兴起、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的展开等带来的影响），不然也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后期的中国文论研究会出现诸种范式上的转型，而呈现为一种与前期具有相当差异的面貌，除了学理技术上的增进以外，语境的变迁当然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无论怎么说，毕竟前一现代性与后一现代性不是同一个现代性，那么由此推论，与近20年来古代文论学科发生关系这个“无形推手”当然已经不是一百年前的现代性。如果我们在这一概念的表述上能够更明晰与确定一些，那么就会对理解语境与话语的关系提供更多的便利。
总体上看，《研究史》是一部内容饱满、意义丰赡、创辟甚多的著述，所涉远非以上所述。我只是提出了两种考量的尺度，并以此分检本书实行的一些效果而已。最末想吐的一个感受是，在李春青教授的著述之后，我们如何还能再写一部新的古代文论学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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