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前文学史写作，对左翼之外的作家加以遮蔽，然而90年代后这种遮蔽渐渐打破以来
，我们一方面看到过去文学史写作抹煞了一些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发现，对这种抹煞的纠正，没有使文学史的基本布局发生太大改观，换言之，在现代文学史上活跃的、重要的、成就较大的作家，仍以左翼占着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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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被历史牢牢记住，就是因为他对1955年“胡风案”所起的“触发者”作用。对于他这一角色，受害人指为“犹大”，批评家目为损人以利己。总之，其行为的不义以至“卑鄙”（参见2001年第9期《博览群书》之《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关于舒芜及其忏悔问题的大辩论》中黎鸣先生的讨论），完全可以判定，不必另作斟酌。
但道德是非的明朗，往往只是问题的较浅层次休止。最早了解舒芜“交信”行为后，不到一秒钟我就将他判为“小人”，然后花了一分钟把他与“文人无行”或与所谓“中国文人的卑鄙”相类似问题做历史的勾连，再花上二三分钟延伸性地考虑了数十年来知识分子普遍的人格亏失现象――十分钟内，我便迅捷而轻松地完成全部思考，并自觉颇为圆满、无懈可击，于是，心安理得地把舒芜问题放入记忆的“收藏夹”，让它告一段落。
作为冤案，胡风事件是“盖棺论定”了；作为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精神史一桩公案，我们的探索恐怕却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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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胡风事件是20世纪一大思想案例，那么，舒芜则可谓“案中案”。它们之间的关系，约而括之见于三点：先和后、主和从、大和小。
胡风事件发生前，先有舒芜的“转变”。舒芜不“转变”于先，便不能带出胡风事件于后――这是“先和后”。
舒芜所以构成问题，又以其身份而来，他曾与路翎分掌胡风以下理论、创作的两翼。若非如此，任他怎么变来变去，也无关痛痒――这是“主和从”。
风起于青苹之末，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舒芜“转变”，犹如自然界中的地震，是大震前的小震――这是“大和小”。
明白舒芜与胡风事件之间这三条线索，才明白他为什么能够去扮演那个“犹大”角色，以及我们为何把他视为“案中案”单独加以研究。而过去，大家多只问其罪责（造成的后果），不考究其蜕变的过程，就好像只看见冰结成了三尺，却不注意朔风怎样一层层使冰加厚。再不然，大而化之，用人品解释一切，认定舒芜天生或者骨子里便是“犹大”。虽然这样的审判，舒芜不能逃脱，必须面对；但在审判者而言，也需要警惕惩罚的热望淹没了对其他真相的追寻。
自从胡风事件平反以来，围绕舒芜问题的话语，大多不超出道德指控。而这种局面，居然是由舒芜自己打破的。
1997年第2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他的《〈回归“五四”〉后序》（以下简称《后序》）。《回归五四》甫一出版，即有大的反响。
我于《后序》，是把它作为观察中国现代某一类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极好材料来接触。当着舒芜以其充满失败的体验，追索和呈示自己一生时，在我看来他表现了诚挚。这种诚挚，是对于其悲情经历的补偿；盖因任何人，包括所谓“人人得而诛之”的奸佞之徒，其实也渴望一种内心平衡，这个平衡就是，替自己的思想、行为建立严肃性。当越被舆论、社会一致贬抑时，这渴望也愈显强烈。舒芜晚年，应深受此煎熬。从他“文革”后一直致力于研究周作人，可窥见其中的心迹。有人否认他存在忏悔的心理活动，从逻辑上推断是说不通的。舒芜肯定具有迫切的忏悔心理，那不是出于伪饰，相反，是一种利益所在――恢复内心平衡，就是他晚年最大的诉求。他不能抹去自己已经留在历史上的无良行为，但是，他将努力告白，自己并非生来的丑类，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其来有自。这种告白，很大程度上我认为可以认真对待，而非加以嘲笑奚落。原因就是，基于对人性的了解，除了极少数恣意妄为的魔头，百分之九十以上曾经为恶犯错的人，一是受制于自身品质的缺陷，其次更重要的是，现实的引导和逼迫。换言之，社会之恶远大于个人之恶。而当那种社会之恶随历史变动悄然引去时，个人却往往要留下来单独承受罪孽，这是他最为不甘之事。于是，他将起来反抗这种关系，而反抗的方式，则是一面承担自己该当承担的过衍，一面将现实的引导和逼迫所起的作用一一指明。这看上去有辩解的成份，实质上却是特殊的忏悔――用对社会之恶的省思，而向真理复归。鉴于这样的反思，维护和服从了社会和思想的正确性，我们理当欢迎和予以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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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对胡风事件知之不多的读者理解本文，也为后面的讨论做一番引导，我们先将舒芜与胡风交往的始末，加以概略介绍。
舒芜于1940年底首先认识路翎，很快成为至友。但是路翎把他引给胡风，却等到1943年夏天。原因是，不久发生“皖南事变”，在周恩来安排下，重庆的著名左翼文人撤往香港以至缅甸等地。这样，等到1943年国共间情势缓和，胡风才回到重庆。
路翎从报上见着胡风抵渝的消息，第二天即进城看望，且要舒芜同去，并嘱其“将已写成的《文法哲学引论》等三篇，已发表的《释无久》篇，带去请胡风审阅”。此举显示，路翎看重舒芜的文章，并推想也应引起胡风的重视。当时的舒芜，连初出茅庐都算不上，是文坛门外之人。
果然，胡风对于这新见的青年，相当器重。尽管胡风扶植后进是一贯的，但他对舒芜的期望，大抵又不一般。这一点，只须看看所谓“胡风派”的构成，即可了然。在他的所有追随者中间，除去一个阿垅，更无其他长于理论和理性思维的人。“胡风派”在理论上的开拓与建树，一直以来靠着胡风自己。到舒芜前来相见时，胡风已经拥有了创作方面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路翎，假如理论方面也能罗致并驾齐驱的人才，意义则不待明言。
舒芜的确具有这种潜质。胡风以他对于不同才具的敏感，显然发现了这一点。所以，他对舒芜的推举，尤显尽力。舒芜携以拜见的三篇论文，《论存在》、《论因果》和《文法哲学引论》，胡风全部设法不久使之一一发表。就此论，舒芜此行收获，一举便与过去发表论文数量总和相当，而且刊物知名度远非过去可比，这理应视为他正式踏进文坛之始。
因此，说胡风于舒芜“如同再造”，似无夸大。除了实际提携，胡、舒之间也频有书信，内容自然主要集中在文艺与思想方面，彼此交流、沟通。但以当日年龄、声望的差别，在舒芜而言，这些交流、沟通，不免也被当做指导。这样交往了几个月，他们的关系有相当的进展，于是发生了《论主观》的写作。
谈胡风事件，就不能不提到《论主观》这篇文章。关于它的写作，《后序》几番谈到胡风和路翎的启发及鼓励，这些笔墨自某一方面看来恐怕另有所谓，而作为一般研究者，却主要是从中捕捉当时文艺界、思想界的信息，从这样的角度看，《论主观》的酝酿与胡风、路翎存有联系应属正常，否则反而不易解释。
《论主观》及《论中庸》之后，舒芜尽管仍在参与“胡风派”的评论以及论战，但若即若离心情已露。对1946年至全国解放这段时间，他自己的用词是“困惑和撑持”。所谓“撑持”，当然是无心恋战却又碍于情面，而为这种状况所苦。他说，“越来越感到力微效寡”，“内心的困惑，流露为失败主义的情调”。这种“失败主义的情调”，显然与审时度势有关。随着党一步步走向建立全国政权，舒芜越来越放不下因《论主观》陷入的漩涡，也就是他所谓“《论主观》刚一出来，就受到权威方面那样的打击”。在性格方面，我们可以肯定他不是一条好汉，而且恐怕也不像别的人，那样激于义气。虽然大家不免都在审时度势，但舒芜的不同是较多从自己感受出发，较少从友朋群谊出发。所以，1946年以来，他其实一直是悄悄地从“胡风派”引退，缓缓地拉开距离。
解放时，虽然未必刻意所致，但他与朋友们的地理距离，却远至南宁。在北京及上海，胡风及其拥护者们聚集在一起，舒芜则独自呆在南陲。这已经对以后的事有所暗示。在这样一个遥远的距离中，舒芜暗暗发生着“转变”。1952年，他先后发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公开亮出“反正”姿态。胡风与舒芜从此绝交，乃至发生1954年舒芜随聂绀弩、何剑薰，不告而至造访胡宅，被臭骂出门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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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情脉络上，现在已看得清楚：第一，胡风事件除了思想原因，没有任何别的原因。第二，思想原因则是指，“胡风派”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解放学说的认识和理解，也根据他们对于“五四”特别是鲁迅传统的认识和理解――上述二者在他们看来是一致的――主张一种文艺观，主张一种用文艺投入解放事业的方式，顺带着，还主张了一种革命者的实践与自我改造的理论，而这些主张，与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权威体系有不一致和相抵触的地方。第三，他们被要求放弃、服从和自我否定，然而他们没有直截了当、心悦诚服地这样做，而是做了一定程度的“负隅顽抗”。
事情无非是这样，再加上一些心理因素和一些人际关系的互动，到1955年终于不可收拾。
我们还能分辨，历史向前推上几年，或向后推二十几年，例如上世纪3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之后，即使一模一样的“胡风派”存在，也不会导致那种结果。因此，胡风事件是一个特定时期的产物。他们不幸赶上了这样一段历史，从而成为悲情集体。这一点，也是一目了然。
但是，以上只是我们对这种历史最浅显的认知，所形成的反思也不费太大气力。而实际上，历史之所以能够积累起这样一个格局，先前就有漫长的道路。甚至于，事情的由来，也全非权威击碎异端那么简单，击碎与被击碎之间，本身含有极复杂而且密切的关系，有时候令人想到“共振”这个词。这需要从20世纪中国精神走向、价值选择、知识分子意识等辽远的方面求得解释，乃至要从中国历史与文化根基求得解释。舒芜的《后序》令人眼前一亮之处，就在于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深度，意识到了自己一生变化后面有一种历史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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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近年有关现当代文学史人物的研究，对象几乎都是20世纪中国的左翼知识分子。这首先因为他们是一大现象，数量上平心而论占有优势；其次，在经历上，他们普遍比较复杂、曲折，有更深的内容值得思索。
单就人数众多这一点而言，就足以令人对20世纪中国文化精神的奥秘感到好奇。对于左倾思潮是否占着主流地位，可能会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观察20世纪上半叶的学潮，很明显，几乎都是左翼现象或带有左倾痕迹的，这大概能够说明，在学生阶层中左倾是比较普遍的情形。当然，我们拿不出什么量化的统计数据，来显示学生中左、中、右各自的比例。不过，倘以文坛为例，这种对比却比较容易搞清。虽然从前文学史写作，对左翼之外的作家加以遮蔽，然而90年代后这种遮蔽渐渐打破以来，我们一方面看到过去文学史写作抹煞了一些人的存在，另一方面也发现，对这种抹煞的纠正，没有使文学史的基本布局发生太大改观，换言之，在现代文学史上活跃的、重要的、成就较大的作家，仍以左翼占着明显优势。
这应当是20世纪中国一个根本性的精神现象。
而在我做过的个案里，那些左翼文人的发展史，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出自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价值观，然后抛弃它，转而信仰或接近马克思主义。对这种有规则的现象，一般性地解释不难，但是堪称详尽、细密、深入而富于条理的个人心灵自剖，很少见到。到了舒芜《后序》，我才觉着看见了一份清晰的陈述。
舒芜虽生于“五四”以后的20年代，但那时乡间私塾仍授传统蒙学，加上方家（舒芜本名方管）是桐城派后裔、理学世家，所以他有旧学背景。这一点，跟前辈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等相像。
但是，一经接触新文化，这点“家学渊源”不论怎样悠久，也立刻被击溃。“后来读《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吴虞文录》和《狂人日记》，便能够懂得‘孔家店’里是些什么货色”，“新文学家们的流派异同，我不知道，只觉得他们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比理学有趣得多；后来回想，当然是新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思想，引起我的共鸣，同理学发生了矛盾。”所以到了初中阶段，他就形成了人生思想第一个阶段的四个支点：
一、反儒学；二、尤反理学；三、尊“五四”；四、尤尊鲁迅。
其中理路，易于理解，不必多说。
以下来到高中阶段。这时，他的思想又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也被概括为四个支点：
一、信马克思主义；二、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三、反法西斯；四、尤反蒋介石政权在文化上搞的封建法西斯。
这转折是个关键点。很多从“五四”进展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其思想和内心逻辑，与舒芜所清理的线索相符，却很少把关系讲得这么坦白、原原本本，相反往往加以回避。例如郭沫若谈到自己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所强调的是思想、世界观的新生，并把它解释为对先前思想的抛弃，“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创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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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让人困惑的细节不论，就主要方面讲，事情是清楚的：舒芜在一知半解、虚浮悬离或者“自主理解”的情况下，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从事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理论探讨。我不知道他这种情况，是否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但是，这样一来，他不仅在理论上，也在行动上把自己摆放到马克思主义及其革命实践的界域中，自然而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权威的审核与查验。这种现实处境，真实客观，无论他准备是否充分。
《后序》用“解放了”、“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决心检讨”和“检讨文章发表”，总计四节讲述他的转变经历。说实话，里面存在文过饰非的地方，尤为突出的一点是，他的转变，归根到底来讲，是功利心、妥为自保之念使然，但他对此强调不够，自我批判也不够，而将主要笔墨用在说明这个转变过程怎样水到渠成。
但是，他讲的这些，又不能纯粹视为借口。这让我想到《后序》一开始对自己小时候受“家学”影响，就理学做功课的情形。从那里面我想到一个问题，道学家虽有虚伪透顶的一面，可是，当他研习那些虚伪透顶的道义时，他在内心却同时要假设、诱导和逼使自己进入一种虔诚心境，这样来完成他的颖悟和通融。舒芜的“从头学习”与此非常神似。一面，他明明是出于功利目的“改造”其思想，另一面，又确实在尽力参详其中的要义，把自己的意识扭转过来。就好像一个人打算去做他所不愿或明明认为不好的事，而千方百计说服自己，从不愿意到愿意，从认为不好到认为很好。
这样一来，他文过饰非的地方变得不重要了，他所展示的如何驯服自己心灵的过程，变得非常重要了，堪为我们研究的标本。因为当时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乃是普遍重要的时代事实，可是过去却没有人做过他这样细致的剖述，所以这段文字，实在也就有从他个人身上剥离出来的意义，成为一个客观观察的标本。
我们说过，《论主观》实际上导致了“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的支点的崩坍，这于舒芜是一次精神的地震，也是一次顿悟。经此一事，他明确地说：“越来越发现权威方面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我所理解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实在不可调和。”他的“不可调和”的意思，显然地，不是坚持“所理解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只能是接受“权威方面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换言之，他在尚未解放之前，已经做出了决定。
这就是舒芜与“胡风派”故交之间的不同。带着这种不同，1950年9月他从南宁来到北京，睽违三年之后第一次重逢。他发现：“对于路翎他们还保持着知识分子某些自由思想、自由生活的习惯作风，我已经觉得看不惯。”“记得好像是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廖承志要约路翎谈他写的一个剧本问题，路翎与胡风谈论如何应付，语中杂以调侃嘲笑，我觉得这不像一个已经当家做主、干自己的工作的革命文艺干部应有的态度。”也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同之中，舒芜朝着“揭竿”的方向走去了。
为了来到那一天，他对自己做了大量工作。
其中，包括在自己心里重写胡风的形象，以使将来的背叛显得合理。他在想，胡风在文坛那种“绝对孤立的状态，是不是注定不可改变的呢”？潜台词是，胡风本人对此要负多少责任？他尝试这么设想：“胡风是不是把文艺界总的情况看得太糟，把文艺界大多数人看得太糟或太差，才招致了这种孤立呢？”他还用事实告诉自己，远离“胡风派”以后，“社会接触面自然扩大，我也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朋友，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觉得与胡所说的情形并不相同”。
他检讨了与过去“对手”的关系。他也听说了周扬在《讲话》前后的变化，这竟使他对周扬突然有了一点亲近之感，甚至得到了榜样般的力量：“可见过去对我的批评中并无周扬假公济私修旧怨的成份；而且，周扬自己的那段经历，就证明了整风运动以及各种思想改造运动，的确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要把人救活，不是要把人整死。我的思想障碍去除了，我非常兴奋。”
以上，只是给自己的变节寻找心理安慰。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从思想上“自我了断”。怎么个“自我了断”法？盖《论主观》之写作，归根结蒂来自于他本身的信念与主张，所谓“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这个须不是别人强加硬塞到他脑子里的，所以无论如何，他只有跳出自我，斩断情丝，尽毁前识，才能走出困局。所以，他拼命为此做功课：
我反复思考：解放前我宣扬的个性解放，究竟对不对？我用毛泽东思想来看，站在改造者的立场来看，日益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在实际工作中起不到好作用，非“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从这段话，真正看出了他思想的飞跃。因为单讲那个问题“对不对”本身，实际上他得不出“不对”的结论。因为他于“所理解所追求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个难题的解决，关键在于“我用毛泽东思想来看”，“站在改造者的立场来看”。他本身的观点并没有变化，但是他聪明地觉悟到，可以通过“用毛泽东思想来看”加以解决。一旦不用自己的观点，改用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苦恼、障碍都化于无形了。这个打通思想的方式，带着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性质。他不是穷尽、反思问题本身的正谬，求理性的确认，而是承认现实，以现实明摆着的什么是最高权威来裁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就是他当年朦朦胧胧想到的“政治标准高于一切、以政治标准裁定和衡量思想、文化、哲学上一切是非和价值”。这样做，已经放弃了思想者的立场，但利益则是使自己从险境中抽身。
这就是舒芜的脱胎换骨。想想看，他是从反儒学、尤反理学；尊“五四”、尤尊鲁迅；信马克思主义、并信马克思主义与“五四”精神一致；反法西斯、尤反蒋介石政权在文化上搞的封建法西斯，走到这一步的。如果把他的思想发展比作一艘航船，那么现在之于过去，不啻是逆流而去。
1952年5月25日，《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长江日报》发表。立即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十三天后，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还加了重要的编者按。舒芜说：“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其实还有半句话，被他隐去了：“也是我所欣喜和庆幸的。”为什么呢？三年来，甚至六七年来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党报转载和加编者按的规格，证明他一直以来在蜕皮、茧变方面付出的努力，是对的、明智的。如果他当时知道编者按出自当年在重庆对他拍了桌子的胡乔木之手，也许会更加欣喜，尽管编者按第一次提出和使用了“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说法，使他“吃惊”，但这个“吃惊”想必更多该用暗自庆幸来解释。他仔仔细细、抠着每个字眼把编者按读来读去：
这些我都注意到了，根据解放以来的经验，我知道这种按语，用字遣词，是十分斟酌的，而且肯定来自比《人民日报》更高的领导。所以，总的来说，我还是觉得它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的体现。我读了这个按语，更决心继续沿着检讨错误、改造思想的道路走下去，而且自勉要提高认识，进一步认真考虑“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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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所完完整整展示的自己的转变过程，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方面，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独一无二的证词。应该说，就年代和经历而言大致相仿的叙述，我们已经读过不少。但是，或因个人认识程度不同，或因思路清浊不同，或因心态腹虑不同，没有把其中的关节脉络讲得这么到位。
凡是进入共和国的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做过舒芜所做的功课。一小部分人，是在延安先期做过；大多数人则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1955年反胡风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接踵而至的运动中走过这种道路。关于这些运动，以及当中发生的人和事，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定了解（虽然很不够）。但是，在表现于外部的遭遇以外，人们心灵上的遭遇，特别是如何从思想上去适应外部的变化，或者在这适应过程中自己如何应对、处理和了断，以我的印象，很少见到系统的反思。这方面，《后序》似尚为仅见。
我于《后序》看到了两点，一曰“剖白”，一曰“解剖”。前者，心意可解，但为我所不取；后者，我觉得是舒芜的一个贡献。
舒芜就是一个受“五四精神”感召，去实行精神探索的知识分子个例。但是我们看他走过的曲折道路，看他如何为激情支配、未经理性澄清即着手似是而非的思想活动，最后又看到他一旦面对巨大现实权威，忧祸惧难，矫志伪心，金蝉脱壳……这好像是个人品格问题，但在深处，难道不是我们文化传统的缺陷与不足所致吗？而且，他这例子，也恰恰令人震惊于，一个自视为坚信“五四精神”的人，如果衡以“科学”和“民主”意识，只堪言得其皮毛。姑且只说“科学”，真正的科学精神是什么？客观、理性、逻辑、唯实、独立；知一分事，说一分话，增则肥，减则瘦……科学的这些基本立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能从内心遵守、何时何地都不弃不离的，迄今依然寥寥。
所以，《后序》好就好在现身说法，拿自己做了解剖，将那些来龙去脉原原本本供我们观看，而作为观看者，我们也得到一面镜子，去参照自己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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