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外国文化，必须坚持“洋为中用”，贵在精心选择。我们提出“不与人比胆大，要与人比胆识”。翻译出版，不仅要重视文字的转换，还必须考虑传播中的社会效果，多年来，《译林》正是坚持了这种严肃、慎重的态度，保证了在出版导向上没有发生偏差。出版的竞争重在挖掘出版资源，而译者正是翻译出版的重要资源。《译林》作为一家新办地方刊物，起初毫无优势，于是我们一面诚恳邀请钱锺书、杨绛、卞之琳、戈宝权等一大批译界名家出任《译林》编委；同时大胆起用年轻译者。当时上海外语学院一大批中青年教师没书译，我们主动网罗过来，给任务，送词典，发表译作，报销打字复印费，还推荐出席全国性学术会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我国翻译界的重要骨干。
时代在发展，要求办刊思想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展现新创意。《译林》的题材，从早期的侦探小说，拓展为社会小说、经济小说、法律小说、悬疑小说等；内容从虚构，到纪实、传记、剧本、访谈、自述、回忆、评论、名词解释等，力求丰富多样；刊期也从季刊改为双月刊，还努力增加刊物的附加值，出版了增刊号、文摘版、译林书评等等。《译林》这些传统，已注入刊物积累成一种品牌，实现了三十年来年年盈利。
创新的东西，一开始不容易被人理解和接受，有时还会受到干扰。《译林》定位的特色，正是在排除干扰中坚持下来的。1979年《译林》创刊号全文译载了侦探影片《尼罗河上的惨案》的小说原著。不料被一位外国文学研究界老前辈，上书胡乔木同志，指责《译林》“趋时媚世”、“倒退”，“自‘五四’以来我国出版界从未如此堕落过”。幸好当时党中央正在拨乱反正，对文艺实行“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的“三不”政策。当时中宣部王任重部长，在期刊工作会议总结时宣布：“耀邦同志同我商量过，《译林》的问题，就到此结束。”在这种气氛下，那位老前辈特地邀请我们上他家里，说由于他的信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压力，对此表示歉意。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绝无意抱怨那位老前辈，而且事后他已经同《译林》成了朋友。实际上这场风波是文坛上“左”的流毒尚未肃清的反映。有人就说，“打开窗口，让苍蝇、蚊子全进来了。”对此我们坚持排除偏见，努力提高选题质量。到80年代后期，在利益驱动下，格调低下、庸俗色情的商业化小说一度充斥市场。有好心朋友认为，《译林》面孔“太板”，想保住订数，就得设法满足读者的“胃口”；有些发行人员，更要求《译林》的“洋货”和“胡椒面”要多一些。译林人拒绝向庸俗低下让步，坚守原定的品位，注重提高质量，终于顶住了压力与诱惑，使《译林》保住了原有的特色。
一本杂志因其特定内容，往往能吸引一批与其相关的作译者与读者，形成一个与刊物既联系又互动的群体，这既是办好刊物的有利资源，又是扩大刊物影响的工作对象。《译林》充分利用在翻译界联系面广的优势，开门办刊，主动开展与翻译及行业相关的活动，使不同层次的活动，成为联络作者、译者及读者的活广告，增强“窗口”的辐射作用。
创刊以来，我们举办了多次影响较大的活动，例如：1983年与上海《外国语》杂志，联合举办建国以来首次英语翻译征文评奖。1987年会同北京英国文学研究会，在京举办“穆旦学术讨论会”及出版穆旦纪念文集。1990年由《译林》发起并经上级批准，成立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并由《译林》承担该会秘书处的工作。2006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由《译林》承担该组织的国际刊物《国际博物馆》中文本的出版发行。这些活动都受到了好评。
1988年底在《译林》杂志的基础上，发展成立译林出版社。1989年，全社只有17人，出书不足30种，年利润才4万多元，条件相当艰难。但全体译林人，发扬了《译林》早年创刊时期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开拓创新，经过建社后二十年的拼搏，终于创造了译林的第二度辉煌。2008年，全社销售码洋3.8亿元；历时10年编撰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荣获当年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译林版图书，已成为图书市场一个有特色的品牌。
译林人十分珍惜《译林》杂志已建立的声誉，对译林版图书，不去跟风作秀，不允许牺牲质量争码洋，不打“擦边球”，拒绝粗制滥造，终于赢来了读者对译林品牌的信任。译林社重视树立超前观念，敢做他人未做的事情。例如，率先翻译出版《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蒙田随笔》、《万有引力之虹》等一批填补我国文学翻译空白的巨著，既得大奖又赚了钱，可谓名利双收。又如我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后，译林人认识到，翻译出版的竞争，就是占有外国版权之争。因此较早地舍得大投入，积极买进一大批现当代外国作品的版权，其中有多位作家，后来因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使其书更走红，这些都成了对译林人敢为人先意识的市场回报。
译林社充分利用外语人才多、涉外联系广的优势，积极走多元发展的道路。除外国文化类图书以外，又与牛津出版社合作，开发了译林版从小学到高中的英语国标教材和配套教辅，以及外国漫画、中英双语读物、高职英语教材等新的领域，还瞄准世界市场，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引进版权同时，努力扩大版权输出，加强对外合作出版，为创建全国一流的出版社，再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