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天（左）与姚雪垠在五次作代会上
说起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有口皆碑的是“三红一创”和“山青保林”八部，前四部即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红日》《红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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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红”中最早出版的是《红日》。这条“大鱼”是江晓天亲自钓着的。本来，作者吴强先是将小说打印稿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等了很长时间杳无音讯。不得已亲自来京，跑到人文社把稿子要了回来，直接送到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交给了出版编审处处长马寒冰。又等了半年，仍无人与他联系。无奈之下，他只得向老战友沈君默（《渡江侦察记》作者）求助，设法与中青社接洽。《渡江侦察记》的电影文学剧本就是由中青社出版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印了几次，发行达六七十万册。1957年5月，沈君默在一个星期天找到江晓天家，表示他的新作《海魂》仍愿交由中青社出版，同时向他讲述了吴强长篇小说稿的遭遇，说：“我知道你们只看作品，不管作者有名无名。把他的《红日》送给你们出版好吗？”江晓天笑笑回答：“马寒冰我熟，我给他打个电话，催催他叫‘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的同志快看，如稿子行，就列入‘解放军文艺丛书’，由我们中青社出版。”沈君默说：“还是由我把稿子拿来给你，你们看得快，作者已经委托我代办。”第二天，他就抱着大包稿子跑到江晓天家来了。
当时，江晓天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抽出一天半的时间将40万字的稿子浏览了一遍。因他原本也是新四军的，虽未亲历《红日》中所写的三次战役，但这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挫折都曾牵动过他的心，所以，他越读越受感染，心里充满愉悦和兴奋之情。同时，他被作品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从宏伟、激烈的战争场面中，几乎嗅到了昔日的炮火硝烟味。最令他感佩的是，吴强笔下众多的人物形象，大都各具个性特色，鲜明生动。尤其是对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如74师师长张灵甫的形象刻画，不是简单化的漫画式勾勒，而是敢于写他的顽强、狡诈和凶狠，敢于挖掘他的内心世界。江晓天觉得，这正是真实生活的艺术再现，从而体现出我军胜利的来之不易，有力地讴歌了我军将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此外，小说还用相当的篇幅写了我军高级干部的爱情。自建国初期错误地批判了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之后，军事题材作品几乎再也看不到爱情生活的描写了。由此，江晓天感到，《红日》是一部有重大突破的军事题材作品，看完稿子的当天晚上，他就把它作为向建军30周年献礼的重点书稿交给了编辑室副主任陶国鉴。他之所以选择陶国鉴来当《红日》的责任编辑，是因为陶国鉴也曾是新四军，既熟悉这段历史，也怀有深情。
陶国鉴是个长于做案头工作且非常仔细认真的老编辑，一个月后，他向江晓天汇报，吴强的《红日》确实写得很好，文字技巧也无需作多少加工，稿子已发排了。不过，石东根连长这个人物，有些描写出书后可能会在社会上引起争议，看是否需要作一些删改？江晓天知道，他指的是吐丝口战斗中一个连出了两个英雄班，活捉千余名俘虏，连长石东根在欢庆会餐时酒喝多了，高兴之下，穿上缴获敌军的将官服、大皮靴，挎上指挥刀，骑上大马到野外奔驰的情节。想了想回答：“石东根那样是有点‘出洋相’，不过军长已批评了他，事后他也感到后悔，再说，生活中人物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描写更能表现生活的多彩，也显得很真实，就不必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了。”由于文学编辑室与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红日》就以惊人的速度，赶在“八一”建军节前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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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红日》这条“大鱼”是江晓天亲自钓到的话，那么，柳青的《创业史》还是“鱼苗”的时候，他就精心去喂养它了。
柳青是来自解放区的作家，继1947年出版《种谷记》之后，1951年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2年5月，他辞去中国青年报编委、文艺部主任的职务，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落户，从事专业创作。江晓天敏感地意识到，解放后农民翻身分得土地，广大农村正在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这个时代的变迁史，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重大题材。同时，他也深知柳青创作态度严肃，艺术思想上有深刻、独到的追求，又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写出一部好作品是可以预期的。于是，他便派小说组最擅长和作者打交道的黄伊专程去约稿。临行前，他叮嘱黄伊：“柳青是一位严肃的作家，他抛开了城市的舒适生活，到农村落户，将来一定会写出好作品，你这次到长安，其他事做不完没关系，不做也可以，只要约到柳青一部长篇小说，就是胜利，应记大功！”
黄伊下了火车乘汽车，下了汽车再徒步行走，风尘仆仆找到了皇甫村，还未及说明来意，却被柳青先一语道破了：“我才来乡下落户不久，农村又是广阔天地，好比种子刚下地，还未发芽，哪里谈得上收获？你来得也太早了点……”黄伊见柳青衣着简朴，穿双布鞋，活像个老农，心里就有了底，恳切地说：“你是一位成熟的作家，农村生活早就熟悉，这次下来，如故地重返，新的感受，一触即发。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必有鸿篇巨制。请不要讲谦辞，我们现在就签订约稿合同，不论等到什么时候，不论你写多少，都归中国青年出版社。”淳朴的柳青，遇上黄伊这样一脸憨厚的编辑，对饮几杯之后，就在约稿合同上签了字。就这样，《创业史》就像一条大鱼让中青社养在“网箱”里了。
果然，两年之后，中青社就陆续拿到了柳青《创业史》的部分初稿，江晓天审读后，认为基础很好。1958年他亲自带黄伊去皇甫村，详细听取柳青对全书的构想，交换意见，进行探讨，并达成共识：即不着重写过程、写事件，而是要深刻揭示中国农民在这场变革中所反映出来的、复杂的心理变化历程，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全书脱稿后，江晓天交由案头功力较强的毕方当发稿编辑。我打电话问毕方，为什么江晓天最后要让她当《创业史》的责任编辑，毕方回答：“江晓天主事的时候，文学编辑室的一些重点书稿，都是集思广益，由好几个编辑参与审读和讨论研究修改方案，然后再确定由谁当发稿的责任编辑。比如《红岩》，改动很大，最初江晓天也让我参加过多次讨论。柳青的稿子交到出版社时，已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反映很不错，按说立即付排也无不可，但我们仍坚持按出版社的工作制度和程序来处理。我初审后，交室主任江晓天同志复审。我们一致肯定这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佳作，要尽快尽好地出版；但也觉得不是没有需要斟酌的地方，有两点我记得较深，一是作品中作者的议论虽然十分精彩，很有作者独特的见解和韵味，但个别地方有不够准确、失之偏颇的毛病；另一点则是徐改霞这个人物，看得出作者对她很偏爱，因而有些描写使得她和梁生宝的矛盾缓和了。我带着这些意见特地去西安皇甫村找作者商榷。当时我作为一名年轻编辑去拜访名家，心情是忐忑不安的，好在柳青同志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我的意见，后来根据我的意见对稿子作了些修改。”
毕方给我找出了她珍藏的《创业史》首版精装本，一看版权页，标的是36开。这种开本，确实罕见。毕方对我说：“柳青考虑农民读者便于携带（可放进衣兜），提出用小开本。《创业史》的开本在‘中青’出版的读物中尚无先例。作者既有为农民读者设想的苦心，出版社也就满足了他的要求。江晓天和柳青交情很深，对柳青很尊重。尽管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但后来柳青每到北京来，许多接待、照料的工作，都是别的同志做的。那时候，江晓天很有凝聚力、亲和力，编辑室是一个团结融洽的集体，真是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把出的每一本好书，都当成每个编辑的职责和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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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的《红旗谱》虽比《红日》晚出版几个月，但这部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里程碑式重要地位的作品一经面世就引起巨大轰动。然而，在此之前，广大读者均不知梁斌为何许人也。江晓天曾对我说：“《红旗谱》的发现，就有一定的偶然性。我当时也不知梁斌其人。有一天，萧也牧告诉我，他听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演员张云芳说，文讲所的支部书记正在写一部关于高蠡暴动的长篇小说，文讲所先是没人愿意看，看过部分章节的人也不可否，尚无出版社和报刊与他联系，可不可以去拿回来看看？当时我们正在进行由出版翻译作品向出版创作作品的战略转移，走出去向作家广泛约稿，我就让萧也牧和张羽一起去文讲所把梁斌的稿子拿了回来。”
《红旗谱》是梁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又是利用业余时间写的，尽管其基础不错，也得到了萧也牧和张羽的充分肯定，但离出版的水平还有较大的距离，因此，中青社就把书稿还给了梁斌，请他作修改和充实。梁斌为了有完整的时间专心致志地把稿子改好，才下决心以此为由调离文讲所，于1955年3月回到家乡河北成了省文联的一名专业作家。回到河北之后，他很快就改出了一稿。中青社收到稿子后，经张羽、萧也牧审读后，又提出两条意见，退梁斌修改。1956年夏初，为了节省作者的时间，江晓天让萧也牧专程去保定，看了梁斌修改出的部分稿子。1957年，稿子发排后，萧也牧拿着大样，找了几家刊物，想争取在出版前选登几章，听听各方面意见，付印前还可以改得更好。结果，他很失望地对江晓天说：“一个作家没有成名之前，发表作品就是难呵！”
江晓天对《红旗谱》这个重点书稿的编辑工作是抓得很紧的。梁斌在1956年底交稿之后，江晓天考虑到萧也牧是从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对《红旗谱》所写的高蠡农民运动及蠡县博野一带的生活比较熟悉，就决定由他来当责任编辑。应该说，由萧也牧来当《红旗谱》的责编，不仅是梁斌的幸运，对于中国文坛和广大读者来说，也是一件幸事。当年与萧也牧坐对面桌的青年编辑王扶，在《第一个带路的人――忆萧也牧老师》一文中写道：“我记得，当你看过《红旗谱》的初稿第一天起，你怀着决不亚于作者的激情赞美它；你为它那些不完善的地方呕心沥血，整夜整夜地思考着修改方案；你为它精心做着文字的加工和润饰。有时为了一句语言，委托我回家时请教一下祖母（《红旗谱》写的是我家乡的事）。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了一部伟大作品的产生，你放弃了自己的写作，放弃了睡眠，甚至放弃了吃饭，忍着剧烈的胃疼……”这就表明，假如不是有萧也牧这样一位了不起的责任编辑，《红旗谱》的艺术成就未必会如此之大，在文学出版史的地位也未必会如此之高。正如江晓天在《“白日自留名”》一文中说：“《红旗谱》是中青社开创后，出版的第一部引起广泛注意的创作长篇小说，给编辑工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经验。……回想起来，当年一些作家听说萧也牧改行当编辑，一方面感到惋惜，一方面又感到高兴，大概就是因为他搞过创作，对作家冀望于编辑的是什么，有切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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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红”中，《红岩》成书最晚。江晓天生前曾在《早该还历史真面目》一文中回忆：“1957年底，我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回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吴小武、张羽、黄伊都向我谈过，《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第六辑发表后，社会反响很强烈，三位作者的生活素材还很多，建议他们再写长的。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为迎接建国十周年，成立了文学作品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简称‘献礼’小组），以邵荃麟和严文井同志为首，我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参加。各省、市作协分会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纳入规划的主要是新创作的长篇小说。1958年7月，我从作协‘献礼’小组的一份简报中，发现四川报来的材料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写的一部长篇《禁锢的世界》，回到机关，马上叫吴小武（即萧也牧，原编辑室副主任，错划‘右派’，决定下放，因为他负责编辑《太阳从东方升起》未完，我把他留下工作一段时间）给三位作者写了封信。”因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当时并非专业作家，收到中青社的约稿信后，未能如约将稿子寄来。1958年秋，当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去四川出差时，江晓天考虑到朱语今曾在西南局工作多年，与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熟悉，就请他无论如何为《禁锢的世界》三位作者请下创作假，以便集中精力早日把稿子修改出来，不然，就赶不上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了。
稿子收到后，江晓天很快看完，认为作品的整体框架大致可以了，有一定的基础，只是通篇还显得比较粗糙，文章的思想内容、主题意旨上还需要深化，尤其是艺术上的提炼和人物个性的塑造，还要下较大的力气。1959年8月，中青社收到《禁锢的世界》第二稿。考虑到定稿前的编辑加工量较大，江晓天决定通知作者来京交换意见，具体商定修改方案。因作者要听取重庆、四川一些熟悉地下斗争生活的老同志及文学界前辈沙汀、马识途等人的意见，直至5月中旬，罗广斌和杨益言才来到北京，住进炒豆胡同的团中央招待所。而正是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从1960年6月开始，因一封给安徽老家的信被大队干部拆查，一顶“漏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突然落到江晓天头上，使他遭到了持续5个月之久的批斗。
江晓天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当时，我一下子受到那么沉重的冤枉打击，真有点感到日月无光了。但我还是以党性和事业为重，强制压抑个人情绪，冷静下来，认认真真地向罗广斌和杨益言谈了对《禁锢的世界》的总体评价和具体的修改意见。每次都是我和毕方、王维玲一起去，前后一共谈了六七次，每次半天。因为我几乎天天要接受批判，于是批判会上午开，我就下午谈；下午开，就上午谈。后几次是采取对话的方式，充分交换意见。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但当时我所谈的原则性的修改意见，还是记得很清楚的，主要是思想内容要深化和艺术要升华这两个方面。我说，思想内容的深化，是指小说的整个基调、气势要昂扬。应该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战士季米特洛夫那样，把敌人的监狱和审讯庭当作战场，而不能把渣滓洞、白公馆写成从肉体到精神的‘禁锢世界’。我说，《禁锢的世界》这书名不好，一定要改换。至于说艺术要升华，就是要他们摆脱真人真事回忆录的痕迹，不能局限于生活原型，合理的虚构是不可缺的创作手法，尤其是细节描写、人物的心灵世界、情感活动，在不违背总的历史真实和特定时代、环境中的生活逻辑下，他们可以自由创造。这样，既可避免有什么运动来时而对号入坐，又能放手以丰富独特的细节塑造个性化鲜明的人物形象……”我问江晓天：“罗广斌和杨益言知道你当时的处境吗？”他回答：“我天天挨批斗的事，肯定有人告诉了他俩。人是有自尊心的，不过还好，他俩还是很乐于听我谈的修改意见，不停地往本子上记，尤其是罗广斌，对我很尊重，谈笑风生，没有对我这个正在挨批斗的人流露出丝毫的冷漠。这也是我能坚持和他们把修改意见谈完的一个重要因素吧！”江晓天的这种敬业精神，很令我感动。
《红岩》是1961年末出版的。这部建国后发行量最大的长篇小说面世时，江晓天已被撤销职务，经下放劳动改造一年后，回社当了一名普通的文学编辑。值得庆幸的是，他在蒙冤期间担任责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出版后得了毛泽东的赞赏。当后来《李自成》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时，作者姚雪垠怀着深厚的感情说：“如果有人问我谁是《李自成》的伯乐，我只能回答是江晓天。他是我在最困难时期遇到的第一个知音。我将永远感激他。”其实，江晓天何止是《李自成》的伯乐、姚雪垠的知音？“三红一创”在当代文学史上奠定的崇高地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既具胆识和魄力又甘于无私奉献的文学编辑家、出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