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安德烈亚斯与奥丽娜的“一见钟情”，并未获得“皆大欢喜”的结局，但他们“抗拒潮流”、“追求幸福”的勇气，却仍然值得表彰。这两个阵营里的男女（一为纳粹德国休假返营士兵，一为波兰扮作妓女的间谍），为何竟能在妓院的“男嫖女娼”中幻化出了“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的传奇故事？若不是他们错搭了汽车（将军嫖客的车，遭游击队伏击），说不定那“隐居山野”的理想也有实现的可能？
这里的情节设计和处理手法均超出了一般的意识形态思路。安德烈亚斯虽是纳粹士兵，但对法西斯并无认同，他关心的是自身命运之无常，在他心目中：“任何死亡都是谋杀”，当然也就不愿“为这场肮脏的战争英勇牺牲”。由此看来，法西斯的宣传蛊惑，并不能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安德烈亚斯心灵困惑的呈现，不仅是因了战争与命运的刺激，而且也有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所以，一方面他会不断地恐惧死亡，“不久……我将死去”这个句式以不同的德文表达反复呈现，充分展示了其心理神经质的状况。但另一方面，他又似乎能参透人生三味，饶有哲理地说：“上帝是和遭逢不幸的人们在一起的。人生就是不幸，人生就是痛苦。”尽管如此，一旦发现有点滴幸福的可能，他还是要像溺者求生那样紧紧抓住。
正如在《荒原狼》中黑塞让莫扎特像反复出现一样，伯尔喜欢在不同作品中让善良的女性给饥饿者以食品，这也有一种象征意味。此书中，开篇时少女在车站给安德烈亚斯弯腰倒咖啡，也就不能当作是漫无用意的闲笔。如《荒原狼》一样，此书同样是以意识流的“内心流思”为主线，描述的是纳粹德国的一名士兵在休假后重返前线时的心理状态及其爱情经历。然而，伯尔的衷怀，显然并不仅仅停留在对纳粹战争的控诉而已，更有对人性本身的深刻追询。安德烈亚斯与奥丽娜的“爱情形成”过程值得回味，他们谈华沙、弹钢琴（贝多芬曲）、喝葡萄酒，甚至也会“煮咖啡”，很有浪漫诗意的情趣，奥丽娜甚至要求他承诺对她的“爱”。这种普遍的人性诉求，显然超越了“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界限。
结局貌似偶然，因“搭错车”而“命丧黄泉”。其实这偶然之中包含了必然，在那苦难深重、全球动荡的年月，如何真的可能有“结庐在人境”的南山之乐？古诗云：“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那只是停留在悠然追忆的“两人世界”，可在安德烈亚斯与奥丽娜的跨越时空的“异国之恋”中，却包含了太多的时代与历史的“造化弄人”，幸则他们的爱情虽然短暂，但毕竟“曾经拥有”。在随时都可能成为被“谋杀对象”的年代里，这或已是唯一的自由着“向死而生”的选择。只是对后人来说，遥想那个风雨如晦、人生如狗的年代，真是凭添几分伤感，凭生几多怜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