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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求爱方式说到文学批评

2010-03-2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张梦阳 我有话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基于对天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敬,一见到新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就立刻买下,连夜通读,读到陀氏向他的夫人、当时的速记员、刚刚20岁的“小鸽子”求爱那段,忍俊不禁,哑然失笑:

“小鸽子”帮助陀氏顺利完成了小说《赌徒》,中年丧妻的陀氏生怕这位可爱的姑娘会

就此离开,很舍不得,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她。所以“小鸽子”再来时对她说:“我构思了一部新小说。”“小鸽子”问是什么小说,陀氏说:“一个艺术家,人已经不年轻了,嘿,一句话,像我这个岁数。在他生活的关键时刻,遇见了一位年轻姑娘,年纪与你相仿,或者大一两岁。”说来说去,归结到自己身上,问道:“假如这个艺术家就是我,我向您倾诉了爱慕之情,并且求您做我的妻子,那么请您说说,您会怎样回答我呢?”“小鸽子”异常激动,其实她也爱上了这位天才的大作家,赶紧说:“那我一定会回答您说,我爱您,而且要爱您一辈子!”

这样,虽然年龄相差悬殊,“小鸽子”还是毅然嫁给这位贫病交迫、债务缠身的作家,从此成为陀氏的速记员、秘书、财政顾问和书籍发行人,同时也是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贤内助。他们共同生活了14年,陀氏去世后,34岁的陀氏夫人将其毕生精力献给了普及丈夫著作的事业。人们认为:陀氏后期写出《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更为老熟的作品,他的妻子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难怪列夫・托尔斯泰感叹地说:“假如许多俄国作家都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那样的妻子,那他们就会觉得好多了!”

陀氏以小说的方式求爱,可谓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佳话。

而我大学时也听说过一个另类的求爱。

一位同学,人像猴一样矮瘦,又像猴一样精油,所以绰号“猴精”,“文革”时是一派红卫兵小头头。1966年8月,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回来时见他用一块大手帕包着右手。同学以为他手伤了,连忙过去问。他兴高采烈地说:“哪是受伤啊,是太幸福了!我跟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握手了,为了保护这只握过毛主席手的右手,才包上了手帕。”同学们闻听,羡慕不已,纷纷跑来握他这只握过毛主席手的手。一位漂亮的女同学,从来不正眼看矮个儿男生,也连蹦带跳地过来握。跟别人握时,“猴精”草草了事,一碰即完,跟这位漂亮姑娘握时却紧握不放,满脸真诚,脉脉含情,并自此紧追不放,终于得逞。然而好景不长,没有多长时间,漂亮姑娘就跟他分了手。因为后来悟出“猴精”压根就没有和毛主席握过手。

陀氏的求爱方式,是假借虚构的小说,袒露真诚的内心,以假献真,所以凝结为永久的婚姻;“猴精”的求爱方式,却是用貌似言之凿凿的真事,掩盖内心的虚假,面真实假,结果只能被戳穿。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行事的,包括求爱在内,但不管方式如何,都必须是真诚的。而真诚与否,则是由个人的本性所决定,装是装不来的。假的终归真不了,即便一时惑人耳目,迟早也会假相毕露。

我在《与李建军论“分内事”书》(《文学自由谈》2010年第1期)中,斗胆批评一些文学评论家虽然著作很多,但写的并不是文学论文,而是政治、思想批判,或者是捧场性的颂歌,其实,还没有点破实质。写什么以及怎么写,也是批评家与文学打交道、甚至向“文学维纳斯”“求爱”的一种方式。这也是由自己特有的本性决定的,并不仅仅是技术性问题。长期以来,不少评论家习惯于大批判或唱颂歌,以至养成了一种脾性,对文学本身缺乏真诚和挚爱,而专意谋求另外的东西,所以一落笔就往往出“大字报”。这种只会写“大字报”的先生,倘若求爱,恐怕也会锋芒毕露,不知婉曲、温润。

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求爱时,写了一封长信大论俄国革命,之后在信的结尾来了一句“给我做妻子吧”;克鲁普斯卡娅在回信中也大谈了一番理论,在信末加上一句:“好吧,就做你的妻子吧!”列宁向克鲁普斯卡娅的求爱也与“革命”相联;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以小说的方式柔和深婉地求爱,就在于他本性是一位大文学家,连求爱也文学化了。

文学批评不是捺之于地的大批判,也不是抬其上天的大捧场,而是探讨文学本身的规律,与作家进行真诚的交流,可以说是一种文学上的爱的互动。为了使文学批评健康化,很有必要清洗一下大批判或大捧场的流毒,使批评家们从本性上多一些对文学的真诚与挚爱,少一些虚假和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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