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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迈斯托,说故事的好手

2010-06-09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阿迈斯托,

说故事的好手

“全球史”的兴起,只是最近数十年的产物。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渐成主流,史家即使注重全球视角,也多从西方如何影响、塑造非西方世界落墨。(也有伟大的例外,托因比在布局其巨著《历史研究》时,选定的研究单位是“文明”。当然,那种情势下,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放弃流行

的国家民族史,转而另起炉灶作一辩护。)这一趋势到了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逆转。1963年,芝加哥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发表《西方的兴起》,一般论者将之视为“全球史”登场的标志,等到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问世及其修订版本的不断推出,“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走向了成熟。除了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另一个可资佐证的现象是,自1995年以来,连续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都把全球史列为重要的讨论题目。

全球史出现的大背景,无疑是20世纪下半叶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但也有人说,最重要的缘由在于美国大学独特的历史教学模式。因为要为那些并不专修历史或人文学科的美国大学生开设一门名为“世界史”的课程,众多历史教师不得不尝试一种新的史学编撰和讲述方式,在一本书的篇幅内把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活动囊括在内。这一努力的结果,就是一系列标榜以“全球史”的著作。这是一个类似知识社会学视角的新解释了。

按照国内学者刘新成的归纳,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全球史学者形成了审视世界发展进程的独特视角:摒弃以国家为分析和叙述单元的传统,将长期以来被忽略的物种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超越国界”的生态环境现象纳入考察范围,将不同社会之间的竞争、交流以及力量对比关系变化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因加以描述,将互相依存的地区所形成的“网络”作为基本叙事单位。不能以某个国家的发展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只有三大过程,即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基于这一认识,物种交换、移民、文化互动等新内容与社会政治发展、贸易扩张、帝国主义等传统命题一道,纳入了全球史研究的视野。

这也是阿迈斯托在《世界:一部历史》这部极其成功的教科书中为我们展示的图景。

一流的史学家,无一例外都是说故事的好手。阿迈斯托也是如此。书中讲述了数以百计的精彩故事,它们都可归入两大主题之中: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人与人的互动。两大故事交织出现。第一个故事以环境为中心,讲述人类如何使自身脱离自然界,寻求在建设性开发和破坏性开发之间达成平衡。第二个故事以文化为中心,讲述人类文化如何相互影响又相互区分。

这些内容,对那些习惯了以国家民族、外交战争、政治演变等为中心内容的历史读者,一定会是个崭新的体验。但是这符合置身于全球化时代,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挑战的现代人的视野。

作者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本人,就有着一个全球化的身份。他是西班牙裔――这从姓名上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长在英国,在牛津接受严格的历史学训练,这使他继承了英国史学家优良叙事的传统。功成名就以后,又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阿迈斯托的背景很适合这一全球史的写作。而他之前的几部著作,就已经为我们展现了全球视野下历史学的新魅力。例如《文明》一书,在这部充满新意的文明史中,阿迈斯托关注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明主题,而是更加注重生存环境。故事的主线索,换成了欧洲人如何突破大西洋洋流来到新大陆,印度洋如何因为风向系统而一度成为贸易繁盛之地……

这些精彩的环境叙事在眼下这部舞台更加宏大的新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铺陈。阿迈斯托还很好地平衡了所谓人定胜天和环境决定论之间的张力。在很多环境史写作中,我们经常能读出环境决定论的气味,人似乎被动地成为所处环境生态的产物,即使有能动性的一面,也主要是以破坏的因素出现。而阿迈斯托避开了这一窠臼。他让我们看到,环境并不决定人类的行为或生活,但是环境的确为我们的行动设置了界限。今天我们在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资源压力时,有必要重温这一得自历史经验的总结。

阿迈斯托的全球史在传统史学界可算标新立异,但在基本的史学方法,特别是对证据材料的使用上,他又是传统的,丝毫不越史学家的藩篱。

教科书性质的历史著作一般材料都来自二手著作,基于大量专题研究之上。但阿迈斯托除了参考大量优秀的专门研究,还在行文编排中,为读者保留了历史学家如何工作的痕迹:搜集和裁减史料,进而组织成有条理的叙事。在书中,随处可见第一手的史料引用。读者会得出印象,对这些材料的解读,不同时代不同历史学家之间可能并没有共识。

阿迈斯托交待自己的研究方法时说:“描绘过去的画面,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人类遗留下来的证据入手,然后借助有根有据的想象一点一滴地加以汇总。”历史学需要想象力,但又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定。和任何带有创造性的劳动一样,历史学也是戴着镣铐的舞蹈。

历史讲求证据,训练质疑。“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也不可能是讲述过去是什么样子的,而是生活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证据倾向于揭示过去可能是那个样子。”这是阿迈斯托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在他看来,这一目标远在历史学的趣味性之上。所以,有时候阅读阿迈斯托的书,并不容易找出作者显明的意见,他经常是摇摆的。对于自己所设定的两大故事主题,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他也作如是观:这两个故事已经演绎了数千年,我们无法预料故事以胜利还是以灾难结尾。

历史学家只是总结和解释历史,无法预测和创造。但也许我们能从阿迈斯托的历史叙述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带着对这两大关系的新的洞见,尽力使故事的结局令人满意,也使我们所处的地球环境得以延续。

阿迈斯托有时候也不无自相矛盾。例如,在讲到他认为哪些问题值得历史学家追问,或者说自己是依据什么标准来组织材料,填满本书将近1200页的巨大篇幅时,阿迈斯托说:他愿意就过去而研究过去,试图发现那些只对过去的人才有意义的、过去的人曾经面对过的问题。想透视过去人的心灵,尤其是与自己的文化不同的远古文化,就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去理解它。在我们现今多元文化的社会和多元文明的世界里,我们最最需要的是理解。

看上去,作者是在申述一种理念:历史无所谓重要与不重要,只要当时代人觉得有意义,它就有意义;后世人是无法评价的――他们只需记录。秉持这样一种高调的中立观,阿迈斯托可算得上是一位后现代史学家,并不认为在过去与现代之间存在着有意义的关联,任何现代与过去的沟通,都是带着现代人的曲解。

但阿迈斯托的这一历史观一遇到实践,就只能后退。他自己承认:“在每一个历史时段,世界上总有某些地区因其更具影响力、有更多人口、更具塑造世界的力量而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他也认为在叙述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时,欧洲和美国占据了很多视线,但这并不是“欧洲中心主义”,而是忠实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原貌。他还举出中国的例子。中国在书中篇幅颇多,他解释这样安排并不是出于认同中国,而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影响全球的创举的确极其丰富”。

阿迈斯托的书还以相当多篇幅讲述了“边缘”地区和文明的历史。例如,在“国家与社会:16和17世纪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一部分中,作者开篇引述了中非恩东戈王国女王恩辛加宣布“她愿意变成一个男人”,以此说明这是现代早期政治变迁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在非洲的回响。而这一故事的内容又是什么呢?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的崛起、难以驾驭的贵族势力的衰退、权力从贵族向皇室依附者的转移”――这似乎是和17世纪非洲历史并不相干的话题。之后的正文,“非洲”一节所占的篇幅和“欧洲政治变迁”大致相当。坦率地说,这已经不是历史的原貌和实际分量了,而是作者一意坚持全球史观使然。作者似乎把“去西方中心”当成了一种教条,以至于不能承认近代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欧洲人在全球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现今的世界何以整合为一体。

阿迈斯托夫子自道:我尽量不忽视那些通常被历史学家看轻的民族和地区。那么,这些“边缘文明”是不是因为其自身的内在价值而进入阿迈斯托的考量之中呢?未必尽然。因为作者紧接着就补充说:贫穷的、边缘的群落有时能对世界产生令人惊讶的影响。世界的边缘地带常常发生改变世界的事件――那是文明的断层线,会辐射出地震效应。

■程东金

与我们已熟知的全球史代表,诸如斯塔夫里亚诺斯的《全球通史》、本特利等著《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比较起来,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的《世界:一部历史》堪称一部誓将全球史观贯彻到底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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