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下都
督”缺乏证据
辛亥首义一举光复武昌，黎元洪被革命党人逼为都督。从此百年来，关于“床下都督”的传闻，其说不一，信者说其有，不信者道其无，百年来一直为学界所关注。
笔者为撰写首部黎元洪传记小说《首义都督・黎元洪》，在海峡两岸查阅了大量典籍、走访了相关人士后发现，早在首义前，鉴于黎元洪在新军中的威望与地位，革命党人曾酝酿推选黎督鄂。参加首义并任民国首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的胡祖舜（恢汉），在《武昌开国实录》（武昌久华印书馆，1948年）中作了阐发。他说：“（黎元洪）为人有谨厚之称，平素颇得军心，职务虽在第八镇统制张彪之下，而声誉则远过之。戴黎之举，良非偶然。蒋翊武、万迪庥、刘九穗等一度在洪山秘密议及，蒋曾举以告邓玉麟、胡祖舜等，但无决定，同志知之少，黎更茫茫然也！”
对于黎元洪出任都督的过程，早在民国初年，日知会会员张难先曾遍访参加武昌首义的当事人，以及第一个签名入盟的同盟会员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著者，中华书局，1929）等各方面人士，写成《湖北革命知之录》等，作了详尽的介绍。文中明确指出，黎元洪是“避入房中”，并非从床下拖出。
胡祖舜在《六十谈往》中也有类似记载：“工程营汤启发率支队巡中和门前后一带，见有人负皮箱一口，自黎宅出，启发等疑为盗窃，叱止之，询所自采及其何往，始知为黎协统之伙夫，再三盘诘，复知黎走避黄土坡其参谋黄（应为‘刘’）文吉家，遂跟踪前往，见黎与执事官王安澜等坐谈，启发遂请其往楚望台与吴兆鳞相见……”（胡祖舜：《六十谈往》，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一版）
当黎得悉要他出任都督，予以坚决拒绝。经好言相劝仍无动于衷，“众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来请，乃尊重统领也；如坚执不去，则自取祸耳！黎踌躇有顷曰：我去我去！”（《武昌开国实录》）曹亚伯之《武昌革命真史》亦持此说。
胡祖舜参与了武昌起义，并任黎元洪之鄂军都督府军事参谋官，此处虽有为尊者讳处，但字里行间，仍流露出黎元洪的心态：被动、胆怯而又顽固、自愎。
同盟会员居正，则在《辛亥札记》（后更名为《梅川日记》，大东书局，民国三十六年）中，引用了首义当事人李西屏（原名李翊东）撰《武昌起义纪事》（李西屏：《辛亥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文所罗列的三种传闻：“有谓自其室中挟出者，有谓马荣自其床下挟出者，又有谓自参谋家挟出者……”
另外，黎元洪本人亦自称是“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详见他于1911年10月20日，致海军提督萨镇冰的信函中。
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展堂）可谓言论两极。1912年4月12日，他陪孙中山访问武汉时，赞之说：“非有黎副总统之局面号召,则各省响应,不能如是风起云涌；又非黎副总统之谨厚,则北军亦不易于赞助共和。”可是，后来他在其自传中则说：“黎初以革命党协迫而出，谓之‘床下都督’。”（胡汉民：《胡汉民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另一国民党元老、前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字海滨，号澄斋），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中，文砥（公直）在《中华革命史》中，均谓其为革命党人从寓所床下搜出。
只是胡、邹均不是首义的亲历者，所说不过是“谓之”“或曰”之类的传闻，并未罗列任何证据。
学界认为，早期关于武昌首义的记载，以曹亚伯著《武昌革命真史》、张难先著《湖北革命知之录》与胡祖舜的《六十谈往》最为著名。治学严谨的教育家余家菊如是说：“这些著作人，都参加了当时的实际活动，见闻比较真切。曹君搜罗当时的文件甚为丰富，张书考订甚为周详，胡书叙述，极为生动。”（余家菊：《五十回忆录》，中华书局，1948；《余家菊（景陶）先生回忆录》，台北慧炬出版社，1994.1）上述三书均无“床下都督”之说，应该说，是最为可信的。
时隔半个世纪后，台湾著名学者沈云龙著《黎元洪评传》，针对“床下都督”的说法，进一步明确指出是“传闻之误”，“揆诸事实，有不尽然者”（沈云龙：《黎元洪评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63.1）。著名史学家皮明庥则在《究心乡邦人物，解读黎氏行状》中指出：“文坛上常将黎氏讥为‘床下都督’，缺乏佐证。”（拙作《首义都督黎元洪・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时至2007年6月24日，在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举行的《首义都督黎元洪》学术研讨会上，严昌洪、萧致治、吴剑杰、王士毅等知名学者，从史学和人体常识的角度，也对“床下都督”提出了质疑。萧教授采访过武昌首义百岁老人喻育之，喻当时明确地告诉他，“床下都督”不符史实。吴教授认为，此时身体已经发福的黎氏，是不可能钻进床下躲藏的。
新闻战推波助澜
那么，“床下都督”到底是怎样传播开来的呢？拙作《首义都督・黎元洪》第十六章《狼狈为奸，为虎作伥搞报禁》，对此进行过解读。现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再作进一步阐发。
事情的起因是黎元洪与袁世凯狼狈为奸，将首义元勋张振武诱骗到北京，于1912年8月16日凌晨，将张杀害。案发后，举国上下口诛笔伐“袁民贼”、“黎屠夫”。武汉地区因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床下都督”的讽刺小说战。
早在辛亥革命前后，武汉报人多为科举时代的举人、秀才和留学生。其中有些人，汉语根底较深，以吟诗作赋、撰写八股文见长。风竹荪和宦诲之，时人称为“二凤”。蔡寄鸥、贡少芹等人，既能写政论性文章，又能写各种风格的文言文小说。胡石庵文笔生动，马野马、邓狂言则文笔犀利。
1912年2月初，同盟会与文学社在武昌城的斗级营街创办了《民心报》与《震旦民报》，其主旨是拥戴孙中山与黄兴，而斥袁世凯与黎元洪；上海的《民声日报》则与之针锋相对，拥袁、黎而贬孙、黄。
同年8月初，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了一条湖北的消息：“武昌南湖炮队发动倒黎运动，遭到镇压。”这条消息来自湖北通讯社的电讯，黎元洪于8月5日即以“电报造谣，摇惑人心”的罪名，逮捕湖北通讯社负责人冉剑虹，并准备立即“正法”，后因遭到上海各报的抗议，仅判处两年监禁。
复刊才两个月的《大江报》也遭诛连，原因是主笔何海鸣揭露湖北军政界的腐败情形。尤其是其《恶政府之现状》一文，对袁世凯政府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因此，黎元洪罗织“破坏共和”等罪名，于8月8日下令封报抓人。次日，黎又通电全国，指控《大江报》专取无政府主义，为图谋不轨之机关，要求各地将《大江报》主笔何海鸣、凌大同一体严缉，就地正法。
为此，资深报人蔡寄鸥在《民心报》上愤然发表了《哀大江报》一文，讽刺“夫黎元洪者，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讥黎阳夏失守后逃往葛店，是“善唱空城计”的“逃跑都督”。黎看后，当即下令将蔡抓到都督府问罪。《民心报》原是蒋翊武领衔主办，所以蒋迅速赶来说情，黎就送他个人情，但《民心报》就此查封了。
袁、黎勾结屠杀了张振武后，武汉地区的两大报纸《震旦民报》与《群报》非常活跃，今天你出招，明天他应战，展开了一场反黎与拥黎的文字战。
《震旦民报》由著名党人宛思寅与张芸天共同主持。蔡寄鸥被聘为主笔后，首先在《震旦民报》发表了一篇社评，指斥黎元洪于起义之时，匿避于床下，名曰“床下都督”；汉阳失守后，又弃城潜逃，成为“逃跑都督”。对此，《群报》则极力为黎辩解，称黎元洪“匿迹床下，觉竖子之不足与谋；弃城逃走，乃效法孔明之空城计也”。
这时，鸳鸯蝴蝶派作家贡少芹在《留守风流史》中，攻击曾在南京担任留守的革命党人黄兴。对此，马野马、蔡寄鸥两大主笔，又以纪实的手法，用文言或半文半白的文体，分别迅速写成了《床下英雄传》和《新空城计传奇》两篇讽刺小说，并连续在《震旦民报》上发表，充满了辛辣讽刺趣味，一时间轰动三镇，影响全国,发行量也因此一增再增。于是，“床下都督”之说就不胫而走了。
时为党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熊十力撰文说：“持谠论，昌正气，大揭袁逆阴私；并力攻附逆之黎元洪。张、方遇害一案，袁世凯除异己，为盗国计，迹已著矣，天下方暗然莫之抗，独《震旦民报》声其罪。”
黎元洪看到《震旦民报》的讽刺小说后，愤怒至极，一心想置之死地而后快。只是《震旦民报》设在汉口英租界内，鞭长莫及。最后终于借“改进团事件”罗织大狱，通缉编辑蔡寄鸥、邓狂言、马野马诸人，并要求英领事引渡。蔡寄鸥被迫客走江西，《震旦民报》终遭查封。
贬黎的症结所在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后来袁氏将黎元洪幽禁在瀛台，形同俘虏。在两任大总统期间，又因为骄横的北洋军阀处处掣肘，狼狈下野。故一般人提到黎元洪，大都贬为“泥菩萨”或傀儡，如有几本传记就赫然以“傀儡总统”与“柔暗总统”为书名。
其实，在黎元洪身上有许多可取之利处。他虽出身行伍，但常常手不释卷，这在当时鱼龙混杂的社会里，的确难能可贵。张之洞之所以赏识他，就是看中他敬业乐群。他十分重视人才，对秀才出身或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军人，不管政治倾向如何，只要是人才，他都“曲为维持，使之因才得职”。他首任总统时，起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更是传为美谈。
在首义之初，他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毅然从大局出发，坐镇都督府，对推翻帝制、缔造共和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袁世凯软禁他，逼其赞成帝制，他断然拒绝；后又封他为“武义亲王”，他誓死不受；他与段祺瑞同台时形同水火，但一旦看到张勋复辟帝制，他断然起用段祺瑞，把张赶下了台……
在治国方面，他首倡的“军民分治”与“废督裁兵”的政治主张，他率先实行的“省长制”，开创了民国党政分开、军政分开等依法治国的先河；在治军方面，他订立了全国第一个治军法规《湖北练兵要义（十条）》，为陆军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在经济上，他与华侨创办中国远洋货船公司，开通了香港经上海至美国旧金山的远洋航线，填补了我国远洋运输的一项空白；在弘扬中华文化上，他的书法作品就遍及海内外名山名院名寺……难怪英国《大陆报》记者艾德温・丁格里写道：“如果没有黎元洪，就没有这场革命。历史将证明，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中国革命1911-1912》，第23、24页）
当然，他与袁世凯曾一度狼狈为奸，尤其是屠杀首义之区的革命党人，这是不能原谅的罪过。问题是，我们不能用革命党人的标准或现在的标准，去苛求袁氏手下的副总统、历史人物黎元洪。因此，在行将绣梓的《图说辛亥首义》一书中，史学家皮明庥先生大声疾呼：“我们为何不能像对待傅作义那样，对待黎元洪呢？”
关于黎元洪一直被边缘化的原因，学者雍叔在《黎元洪与辛亥革命》一文中称，所谓“床下都督”之说，就是革命党人对他的一种“轻视”（台湾《湖北文献》，第161期，第5页，1981）罢了。
章开沅先生更是一语道破其症结所在。他说：“长期以来，黎元洪就没有享受过历史的公正。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国民党的正统史观的影响，而且有共产党革命史观的影响，此外还有湖北地区若干首义志士的党同伐异乃至挥之不去的潜在‘反清情结’。这样，就使我们难以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及其相关史事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述。”
不仅如此，就连“首义之区”武汉也被边缘化：从首义时的“双包案”、“宁汉龃龉”，到现今国民党党魁首访大陆，不是到广州，就是到南京，把开创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首义之区”抛到脑后了。
末了，我们还是以章开沅先生的话作为本文的结语吧。章云：“武昌是辛亥首义之区，黎元洪在中国人走向共和的道路上，尽管步履蹒跚，坎坷曲折，但毕竟也是迈开第一步的先行者之一，我们理应给以必要的尊敬。同时，也要像张謇所说的那样，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看待这个历史人物，‘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