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传统史学家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史学家，他们从观念上将妇女定位于私人领域，因此妇女们每天所做的“婆婆妈妈”的日常琐事，是不值一提的，更没有资格进入正史之中。与此同时，在强调性别差异的传统文化中，女性也成了男性学者日常生活中的“他者”，由此造成男性学者即便偶尔提及女性，她们也只能作为配角或丑角而出场。因此，在20世纪下半叶以前，妇女在历史学家的观念中、史料中和历史叙述中，都成了客体性的“他者”。这种历史语境与历史材料中的“他者”形象，给当今的妇女史研究带来了困难。例如，早期近代欧洲社会中的女巫问题。女巫毫无例外都是“他者”，由此而有所谓的“猎巫”。而且，“女巫”也不仅仅是个历史名词，而是具有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等意涵的概念。如何透过女巫现象来理解欧洲社会近代转型过程中的妇女问题，并对这一时期的妇女进行主体性建构，仅凭历史学的考据功夫是难以解决的。然而，《西方妇女史》的作者却较好地克服了此类研究中的障碍。裔昭印领衔的作者们利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等有效工具，借助于女性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对传统史家与传统文本进行了解构，并从解构中构建出活生生的历史主体形象――西方社会变迁中的妇女。这种将妇女从“他者”到“主体”的历史建构，体现了当今妇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它对于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也有启迪意义。
古代雅典演说家德摩斯提尼曾经骄傲地声称：“我们有妓女为我们提供快乐，有妾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而我们的妻子则能够为我们生育合法的子嗣，并且为我们忠实地料理家务。”对此，当代学者不必用“大男子主义”之类的现代话语来指责德摩斯提尼，因为在他所生活的时间与地点，这种现象似乎是实事。作为一个妇女史学者，不是要从当代道德水准出发来批判雅典男人，而是要从这句“真话”中悟出雅典妇女的社会分层。妻子、妾、妓女是三个不同的妇女阶层，她们的生活与命运是不同的，因而也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对同一社会中不同妇女阶层的区别对待与分析，在强调妇女作为历史主体的同时也注重妇女身份的差异，正是妇女史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向。在《西方妇女史》中，这种研究的新趋向表现得很明显。例如，作者除了对围绕雅典男性的不同类型女性进行了分析之外，还对中世纪的贵族妇女、修女、寡妇，对工业革命时期的中产阶级妇女与女工等不同群体与阶层，分别进行了研究。而且，作者们在充分挖掘史料的基础上，对女奴、妓女、女佣、女巫、女工等西方社会历史上的下层和边缘女性群体的生存状况，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相对于男性作为一个整体无疑是弱势群体，而关注弱势群体是新社会史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但是，作为当代妇女史研究者，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同情或者为她们呐喊。要是这样，她（他）与《大同书》中为妇女“呼弥天之冤”的康有为，在性别观和对妇女解放途径的理解上也就分别不大。值得欣慰的是，《西方妇女史》的作者们对此非常明确：不仅仅要替妇女说话，更重要的是要让妇女作为主体说话。因此，读罢《西方妇女史》，不仅感受到了作者们对西方妇女所倾注的关爱，更深深体悟到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西方妇女对当时社会的申诉与抗争。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无论在家庭生活还是社会舞台中，妇女只有成为主体才能谈得上自强、自立与自主，两性平等伙伴关系才有可能实现。
《西方妇女史》，裔昭印等著，商务印书馆 2009年12月，7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