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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前往事从头说

2010-06-1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陈思和 我有话说
一年前,我给一位78级的同学写了一首诗,头一联为:丁巳运?戊午才,百墟兴废忍徘徊。丁巳年为1977年,戊午年为1978年。1977年时来运转,遇到了恢复高考的好时机,从1977到1978两年,人人都醒悟过来,高考竞争中优胜者更多是凭着才华和实力。77、78级两级同学整整四年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完成学业,共同经历了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运动与凡是派的反复较量,四届文代会的召开等重大事件。中文系的大学生在百废待兴的“文革”旧墟上徘徊,他们一方面身处边缘不断领悟时代变革的信息摸索着发展自我,另一方面又是身处文学变革的潮头自觉推波助澜……我再次梦回那个激情涌动的年代,是因为读了刚刚出版的《老八舍往事》。

《老八舍往事》的作者是武汉大学中文系78级的全体同学,他们拥有一个网站名曰“老八舍”,他们积多年的回忆资料,编成了这本集体记忆当年学习生活的书。其实这样的事,在我的复旦中文系77级同窗中也时有酝酿并多次策划,也有同学建立了我们自己的网站,但似乎没有像武汉大学的同学那样做到了实处。虽然我对武大当时风气并不那么熟悉,但读着读着,仍然感到了亲切,仿佛被唤醒了潜藏在自己生命深处的某些信号,一时兴奋莫名。

任何记忆都是有选择的。这三十年,是我们生命中最为精彩的一段历程,从对未来抱有无限想象,到重新回到实际生活的困境和坎坷;从自觉到实践中去努力和发展,到时代风云大起大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或许也把我们卷入其中;从我们突然激发起重新布局自己生活和未来的渴望,到历经风霜苦尽甘来抚着白发唱起夕阳无限的心情,……当我们回到这段历史的起点――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将怀恋什么,回避什么?首先看我们记忆中最清晰的是什么?是思想解放的步伐。其实我们最深刻的记忆仍然是政治生活的变化。我们是在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或许我们自己当时并不觉得其窒息)中挣扎出来的,对于光明所在尤其敏感。书中记忆不断出现的是政治事件的记录和思想解放的信息,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下,当时的大学生是各种思想阵营的争取对象,武大作为中南重镇尤其如此。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演讲者所讲的内容大致差不多,我在复旦校园里也同样听过陈荒煤关于“北大荒去挖煤”的笑话,听过戈宝权关于阿Q在俄罗斯的传播,听过王力的语言学报告……还有记忆犹新的王朝闻关于《伤痕》与《于无声处》的报告,以及伤痕文学引起的社会主义有没有悲剧的讨论,在《老八舍往事》中,与此相似的是发生在武大课堂上关于文艺工具论的讨论。这些命题的答案,在今天看来属于基本常识,但在当时却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有机部分,我们就是在这些幼稚而纠缠不清的争论中慢慢学会了独立思考。

其次可以看到,书中回忆中最多的元素是学生上课、老师讲学、考试,以及对于分数的重视。本来,经历过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以及各种苦难的人早就该看破考试成绩这种外在的价值标准,但是重新回校的大学生们依然是那么想不开,为了获得一个好分数,竟也会通宵达旦地背诵教材,想方设法地从教师那里偷题目,甚至考试作弊。由此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对于知识的重视(相反例子是“文革”中的1970年代有人以考试交白卷为英雄)。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文革”的混乱中形成鲜明个性的一代人,我们对于思想解放的理解,对于知识的追求,对于人性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感受,都可能比后来者深切得多。因此,我们在四年的学校生活中,对于逐渐规范逐渐刻板的教育制度并非完全适应,可是在求知的内心欲求和秩序化的外在环境的双重诱导下,我们还是接受了这种“规训”。重视考试成绩逐渐成为人们共同的取向,发展到今天就形成了应试教育、量化管理、毁灭个性等等制度性的恶性后果。而这一社会化的规训过程,我们是始作俑者。今天我们之所以还会把记忆的重点放在这类考试制度的磨合过程上,也可以看作是潜意识里对这段历史的反省。

当然,接受规训的过程也就是服从“知识就是力量”的过程。老八舍的记忆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对武大教师在课堂上风采的记忆。一位位名师劫后余生,重吐芬芳,以他们的学术真诚,深深获得学生们的敬意。谁都知道,武大从1950年代开始就是极“左”路线的重灾区,知识分子深受其害惨不忍睹,“文革”中一大批优秀学者被迫害致死,学术传统几乎被摧折。因此,“文革”后知识分子如火中凤凰涅?而重生,这种精神面貌都深深地印刻在学生们的心中,以致三十年而后不忘,也是薪尽火传的见证。

其三,记忆中令人伤感的是悼亡。同林鸟飞奔三十年,难免有折翼落羽之伤。书中前言记载:老八舍78级共有六十人,有“两位逝世者一位失踪者”,竟占百分之五的比例。(我的复旦同窗中,77级语言文学两个专业共一百零二名,竟有九名遽归道山,几近百分之九,不能不令人毛骨竦立。)我仔细阅读书中记忆,发现论及这三位的篇幅并不多。其中陶家凯(老金)虽有故事,但无一字涉及悼亡;朱纯安与张国安都“安”者过早,回忆者的口气也都是平淡的。但我还是从中找到了关于张国安的珍贵材料。张国安从武大毕业,分配到安徽某地任职,先考取苏州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进而考取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师从贾植芳教授,研究日本与中国的新感觉派之比较,毕业后分在上海大学中文系,很快就被评为副教授。他经历了一次婚变,性格孤独,疏于交往,勤于写作,他来上海的近十年,我是他很小的交往圈子中人,属于亦师亦友的关系。有一次他从上海大学过来看我,慢慢地说:“我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怎么说话,张口觉得不会说话了。”他说这话的情景,现在回忆起来,犹在眼前。至于他的失踪究竟是“出家”还是怎样,始终是个谜。这次在《老八舍往事》里我看到了他在差不多是失踪前留下的一篇短文,很想再说些什么,但限于篇幅,以后再写吧。

最后是关于感情的记录。我奇怪为什么在这本记忆集中几乎没有涉及私人感情或者个人的感情历程。其实这是77、78级同学中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从社会基层进入名校,我们感受的是思想解放和个性自觉的氛围,人性被束缚了十年后开始觉醒和发酵,感情也随之变得复杂,人性欲望与社会进步、道德伦理交杂在一起,形成了高校的主要话题之一。我的同窗中有同学创作了短篇小说《杜鹃啼归》轰动一时,引起争议,就因为它与路遥的《人生》一样,触到许多人的内心隐痛。但是在“老八舍”,这个话题却讳莫如深,只有最后部分轻轻一笔提到了77级有人“犯了生活错误”,完全没有涉及自己的生活。这也让我从我们这代人所回避的话题中似乎感受到了什么。

三十年以前的记忆,很难说什么是当时的真实,只能说还有什么竟留在了当事人的记忆中。回忆过去,不是仅仅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对今天的生活现状寻找某些因果。记忆留存的总是今日成功之滥觞,记忆回避的则是今日伤痛之隐疾。当我们走向生命顶峰转而回望漫漫人生路的时候,参加高考、上大学的人生转折点,永远是一块值得纪念的路碑。

《老八舍往事:武汉大学中文系一九七八级》,武汉大学中文系1978级编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年2月第一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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