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是一部充满思想、艺术和历史张力的小说。这种张力在其他一些单向度的红色经典小说里已经很难看到或者基本上被剔除了。很多作家因为把对历史建构的追求绝对化因而不自觉地就牺牲了对文学和审美追求的建构，这造成了小说在历史和审美之间的不平衡。应该说，《红旗谱》提供了迥然不同的范式。
作为红色经典的代表作，《红旗谱》在历史建构与历史价值的追求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小说要证明和展示的“历史”内容很多，比如，历史画卷和历史进程的再现问题，历史的走向和规律的问题，包括农民觉醒的必然性、反抗的必然性以及跟党走的必然性问题，革命话语和阶级话语的合法性问题，等等。这些展现和论证必须要符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规训，这是那一代作家思想和认识上的共识，但如何使得这种展现和论证符合艺术规律和审美的要求则是一种考验。《红旗谱》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它在对历史的、革命的逻辑进行论证和建构的同时，又注重或是没有放弃对审美的逻辑性的建构，它试图解决历史、革命的建构如何不与小说的审美叙事产生冲突、如何不构成对小说审美元素的遮蔽的问题，这是五十年代红色经典小说家在艺术上非常高的要求。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小说在其所表现的领域既与中国红色历史本身具有了“互文性”，又超越历史本身而具有了“形象性符号”和“感性诠释”的效果。《红旗谱》可以说非常圆满地实现了小说的历史价值。
首先，小说对农民革命历史场景的全景式展示以及史诗性追求，体现了作家在小说构思与主题表达上的历史优先性原则。小说所展示的农民从自发反抗到自觉反抗的历程，从“大闹柳树林”到“逃亡东北”到“哺红鸟事件”到“反割头税运动”到“二师学潮”，小说的情节展开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是共振的，对“革命”合法性与必然性的证明以及对“历史走向”合法性的阐释都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预期。
其次，小说对农民成长觉醒之路与党的关系的展示也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延伸。小说写了三代农民的成长，他们成为革命英雄的历程就是在党的启蒙、引导、教育下改变命运逐步觉醒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贾老师”的形象在小说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是党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力量的化身和象征。朱老忠、运涛都是在他的引领下觉醒的。小说用艺术的方式完成了梁斌的设想：“中国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团结起来，战胜阶级敌人，解放自己。”（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再次，小说强化和渲染了“阶级”的概念，把地主阶级的残暴、丑恶、阴险先验化、绝对化，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对立和刻骨仇恨尖锐化，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农民革命的合法性。比如，在小说中，冯兰池的形象就符合“阶级”的规训，而农民对他的“仇恨”也是代代相传、根深蒂固的。比如在哺红鸟事件中，运涛他们的哺红鸟宁可被猫吃了也不卖给冯兰池。这体现的是主人公的阶级立场，也是符合历史原则的叙事。
但是，对梁斌来说，《红旗谱》的历史价值只是小说艺术追求的一方面，他的艺术梦想还体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通过小说来实现自己对于五四新文学以来所建构的艺术和美学原则的理解与呼应。梁斌从9岁开始就狂热地开始了对“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学习与实践，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理念和文学性的倾慕已经变成一种文学审美血液在他身体里流淌。不管写的是红色经典，还是其它作品，这种审美的血液都没有变质。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强调和重视的是其作品的历史价值，忽略了对其在审美方面追求的阐释和认识。就他这代作家而言，对于革命历史和英雄成长史的建构当然必须符合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设计与规训，然而这种建构如何不与小说的审美叙事构成冲突、如何不构成对小说美学因素的遮蔽是对作家的考验与挑战。梁斌的成功在于在宏大的历史逻辑的展开中注重对历史的细节和丰满性的呈现，注重对历史缝隙间的那些人性的、生命的、文化的、自然的元素的挖掘，这使得小说在历史与审美之间达成了巧妙的平衡，最大程度上克服了那一代作家“思想优先性”、“历史优先性”的理念给小说艺术带来的局限与伤害。
与大多数宏大叙事作品因革命大逻辑而牺牲日常叙事空间不同，在《红旗谱》中，梁斌对于革命“间隙”的日常生活常景的捕捉与表现非常充分。这表现在：其一，小说对于乡土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充分的挖掘。小说为了突出农民“革命”的必然性自然会强化农民生活中的“穷”与“苦”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小说也没忘了对于农民家庭生活中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的捕捉，比如相濡以沫的亲情、天真纯洁的爱情、多年如一日的友情等等的表现都在“革命”之外透发出异样的光芒。比如老驴头与春兰的父女斗法就充满民间生活的趣味。即使对于地主冯老兰，他的家庭生活也没有漫画化，他在家里与儿子冯贵堂讨论“民主”等的场景也是把阶级立场与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表现的。其二，对于民间的风俗文化、乡村民间伦理结构以及婚、葬、嫁、娶和庙会节气等乡村习俗有精彩细腻的表现。其三，小说叙事充满耐心，对于乡土、风景有耐心而细致的描写。小说不追求快节奏，情节的推进不急不缓，节奏把握非常好，并且在叙事空间内能不时抽出“闲笔”来描摹风景和乡间风物。其四，对于人物的心理有精到的体察与表现。比如说，亲人生离死别时的感受、道路选择时的困惑、青年人的恋爱心理等的表现均很细腻。
《红旗谱》的成功还在于其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学话语价值。小说非常好地处理了革命历史话语和个人话语之间的张力关系。它的文学话语呈现复杂、多元的色调，不是单一的话语向度。小说中有很多爱情描写、风俗描写以及其他私人生活场景的描写，这些描写是小说丰满性和文学性得以实现的重要元素，在小说中作家既没有把这种私人性生活场景的审美性绝对化并割裂其与宏大历史的联系，也没有如许多其他红色经典作家那样把私人生活空间、私人话语空间完全政治化、历史化，或者把私人的生活空间完全变成公共的历史空间，而是在两种话语之间找到了巧妙的平衡点，充分展示了两种话语纠缠“互文”的独特魅力。客观上说，《红旗谱》叙事话语以及语言修辞的“宏大性”和“政治性”是自然而然的。为了历史价值建构的需要，小说的语言具有意识形态化与公共化的特征，有时甚至为了“主题”效果而不惜脱离具体的人生情境也是那个时代的审美理念所决定的。比如，朱老巩临死时对儿子说：“儿啊！土豪霸道们，靠着银钱土地剥削我们一辈子。他们是洋钱堆上长起来的，咱是脱掉毛的光屁股鸡，势不两立！咱穷人的气出不了，咳！我这一辈子又完了！要记住，你久后一日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我报仇，告诉人们说，我朱老巩不是为自己死去，是为四十八村人的利益死去的！”而严老祥的话也同样具有宏大叙事性质：“……你在九泉之下放心吧！你白死不了，人们知道你是为什么死的，我们受苦人将子子孙孙战斗在千里堤上！”脯红鸟事件后，严志和的话更是充满“政治性”：“话又说回来，这一只鸟儿算了什么，孩子们！你们要记住，咱穷人把住个饭碗可不容易，你们要为咱受苦人争一口气，为咱穷人整家立业吧！”即使小说在叙述到反面人物冯贵堂时叙述话语也具有了“政治性”：“他虽然上过大学，有了一些文化，但阶级本质决定的，他还不懂阶级这两个字的含意。”
从话语层面上来说，无论是“革命”话语还是“爱情”话语都具有特殊的审美气质，它既是对人物心灵与精神世界的一种直接的呈现，又与“历史”的宏大性和崇高感有着内在的联系，因而也使得小说的历史美学、革命美学与个人美学在此得到了内在的契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