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歌词内容，反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曲调气势磅礴，坚毅豪迈，热情奔放，词曲浑然一体，表现了人民军队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除创作《军歌》歌词外，公木还创作了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等传唱不衰的歌词。
对家喻户晓的《东方红》歌词的修改定型，是公木歌词创作的又一杰作。《东方红》是一首曲调优美的民歌，它的曲调是由陕北民歌“骑白马挎洋枪调”移置而来。1944年，陕西葭县农民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依据此曲调自编歌词传唱，初称《移民歌》，但和《东方红》词有非常大的差别，只有第一段“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与后来的《东方红》相同，应该说只是具备了《东方红》歌词的雏形。1945年10月24日，包括公木在内的东北文艺团到达沈阳。文艺工作队为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政策，需要准备一些节目，大家想到《移民歌》中有歌颂伟大领袖的句子，决定把它改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于是由公木、刘炽、雷加、严文井、王大化等几位工作队的同志聚在一起参与歌词创作，由公木执笔负责记载。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凑成了四段。之后，公木又对歌词进行了整理修改。歌词第一段保留《移民歌》原词，将“谋生存”改为“谋幸福”。第二、三、四段歌词全部是新填上去的。第四段主要是唱东北民主联军的，这一段只在沈阳一带传唱过。不久，随着“东北民主联军”的番号取消，这段歌词也就没有人再唱了。
作为诗人，公木为后辈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他和臧克家、田间、艾青等齐名，处在同一创作期，著名诗篇有《我爱》、《哈喽，胡子》、《鸟枪的故事》等。从1927年创作第一首诗《脸儿红》（发表于1928年某月某日《大公报・小公园》）开始，到1998年7月写下最后一首诗《读〈鹏城颂〉―――致张朔》，他的创作生涯长达七十余年，出版过《人类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崩溃集》《黄花集》《棘之歌》《公木旧体诗抄》等十多部诗集。他的诗创作，在延安主编《部队文艺》和发起成立《鹰社》时达到第一个高峰（达到了“五岭逶迤腾细浪”的高峰―――公木语），代表作《鸟枪的故事》发表于《部队文艺》第一期，在延安曾引起轰动。一年后，他有幸应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更是燃烧起了旺盛的创作激情。和一般诗人不同，公木不仅写诗，而且着力进行诗歌创作研究，如他提出歌诗和诵诗的概念。认为歌诗是先写词后谱曲，而诵诗则只能朗诵，进行了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在文学讲习所时，主要是指导学员写诗和进行其他创作。为了加强指导，他深入展开对新诗研究，出版了《谈新诗创作》一书。公木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兼擅新诗旧诗创作，有丰富的创作实践，对诗词创作素有研究。1961年到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后，开讲《毛泽东诗词解读》得心应手。不仅从政治视角，更从艺术视角，从诗词创作规律的角度进行解析，大胆深入，向人们展示一个瑰丽独特的艺术世界。这部讲稿精心修改后，1994年由长春出版社出版，先后重印30多个版次，发行60多万册，创造了诗词鉴赏类图书畅销的奇迹，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公木的学术研究起步很早，到晚年更是硕果累累。1935年公木作《屈原研究》一文，署名章涛，刊于《东方文化》3月号上，同年还由北平震中印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中国文字学概论》。1954年他与杨公骥合写《中国原始文学》，并共同拟定《中国文学史纲目》。1958年与朱靖华合著的《先秦寓言选释》，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公木署名被去掉）。1979年1月，公木20余年的冤案得以昭雪，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改正，恢复了党籍，进入人生新时期，学术研究也进入黄金阶段。他“御风与时间同步”，抓紧一分一秒时间著述写作，相继出版了《诗要用形象思维》、《老子校读》、《历代寓言选》等专著。还担任全国重点科研项目《中国诗歌史论》的学术带头人，主编《中国诗史》、《中国诗歌史论》等多卷本专著。皇皇六卷《公木文集》，其中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完成的。特别引起学界关注的，是他在晚年发表《第三自然界概说》，提出“第三自然界”的理论范畴。认为人类通过劳动从“第一自然界”中创造出“第二自然界”，人类本身便是这个“第二自然界”主体并生活于“第二自然界”。而所谓“第三自然界”，则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是以人类活动为核心的“第二自然界”的反映，是影子世界、精神世界，是浮现人们大脑荧屏上的光辉灿烂的创造物，它不存在于意识以外，它是生命的火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是由艺术或诗所建立的形象王国。对此展开了充分和精辟的论述，形成了独特的一家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对《老子》等古代典籍的研究，将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相结合，开拓出学术研究的新境界，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重视。
公木还是教育家，他的大半生是在学校的讲坛上度过的。从中学到大学，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从北京到长春，他呕心沥血教书育人，以自己丰富的知识和满腔的心血培养了一批批学子。公木曾说：一生最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最看重“教师”这个称呼。他确乎与教师和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在山东、河北等地的师范和中学教过书，抗战期间又曾在延安承担过抗大、鲁艺的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吉林大学的教学和领导工作。回顾往事，公木说：“我的一生应该说是一个教员。写诗都是业余的。我教过小学（在北师大预科时到小学代过课），在山东、河北教过四年正规中学。抗战开始后，在抗大、鲁艺讲过课。以后到东北，主要是办大学、搞教育。后来调到鞍钢，也是从事职工教育工作。1962年到吉林大学，全副精力都用在教学岗位上。”他仅在大学就工作了40多个春秋，终生以教师为己任。
公木无愧于诗人、学者、教育家的称号，那么，他的为人如何呢？对此，他的好友臧克家用“绝不随风飘荡的人”来评价他。的确，公木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是一个决不随风飘荡的人。
公木1930年1月加入共青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8月1日，刚加入革命队伍不久的公木，响应北平地下党号召参加“暴动”和“飞行集会”，暴动失败后和50名同志被敌人逮捕，关进北平警备司令部监狱。阎锡山已决定将这批政治犯“祭刀”，只是时局发生变化，蒋胜而阎败，才侥幸保全了性命。半年后因参加抗日救亡集会，再次被捕，羁押于北平市公安局，一个月后被保释。1933年春天，他参加革命活动的踪迹被敌人发觉，警察已派人到北平师范大学抓他，幸亏地下党传信早，他爬上老槐树翻墙逃跑，才没被抓住，跑到山东滋阳乡下，边教书边躲藏，过了两年隐蔽的日子。抗战爆发后，几经周折来到西安，忍痛把唯一的女儿寄养在不知姓名的老乡家里，在山西打一段游击，受组织委派护送女同志来到延安。1939年七八月间，在延安和郑律成合作创作《八路军大合唱》一举成名，荣任胡耀邦直接领导下的军委直属政治部文艺室主任。1942年做为唯一一名部队文艺工作者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抗战胜利后，奉派到东北创办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创立发展做出了贡献。1953年在鞍钢搞职工教育颇有成效，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1954年10月，周扬出面调公木到北京，接替丁玲任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1958年夏，公木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的身份，赴匈牙利、罗马尼亚访问，宣传党的“双百”方针及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情况，回国后自己却被划成了右派，开除党籍，降为行政15级，下放到吉林省图书馆劳动改造，开始了长达20年之久的坎坷人生之路。在被划为右派的岁月里，他处处招人白眼，劳动改造受人监督，作品不能发表，偶有发表也不能署名，“文革”中又被关进“牛棚”屡遭批斗。
而这所有的不幸和挫折都没有改变他的信仰。公木1930年入团、1938年入党，自从选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就没有改变过。坐过牢，被通缉过，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都不能使他改变信仰。即使被党组织多次错误处分，直到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也没有改变信仰。他在一首诗中披露心声：“一从结发读宣言，便把头颅肩上担。遵命何如革命易，求仁自比得仁难。穷途未效阮生哭，晚节当矜苏子坚。问俺早知这么样，早知这样也心甘。”被开除党籍远离组织，他依然心在组织内，依然照一个党员的标准行事，“肉烂依然锅里滚，船翻犹自岸边行”。这是因为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他说过：“你看那黄河，从发源地下来，曲曲折折，拐了多少弯，但它依然奔腾向前，终将流入大海。”同样，挫折也改变不了他的真理追求。他说：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一定是真话。说真话是求真理的前提。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对政坛的一些风气不满，有感于有的领导干部不愿听真话，他几次以诗的形式，反映心声。
斯人已去，让我们记住这个绝不随风飘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