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上出现的少女，脸上还有温柔如阳光的美丽笑容；她心里并不是没有憎恨，她曾说过：无时不想逃跑，当时如果有把斧头，她就会砍了他的头。她只是有更多的宽容与理解。
在上学途中遭绑架后被囚禁八年而突然现身的奥地利少女娜塔莎・坎布希（Natas
四十四岁的普里科皮尔（Wolf鄄gangPriklopil）在得知娜塔莎逃脱后撞火车自杀身亡。娜塔莎获悉消息后冷静地说：他没必要死，事情并非无可挽救；她也没有哭，因为没必要哭。但她说自己与死者的父母感同身受，她理解他们的伤痛！娜塔莎还去了敛房与死者做最后的道别。
“他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娜塔莎没有完全否认过去，包括一个绑架她的歹徒的生命。
普里科皮尔当初设计绑架她时已经暗下决心：“如果今天不虏你，明天还是一样会虏你！”
对于这个居心叵测的歹徒，同时又是八年共处的男子，娜塔莎对普里科皮尔的认同与情感，被心理学家称为“人质情结”或“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当被绑架者的生命遭受巨大威胁、处于封闭无援的绝望状态，加害者对受害人施予的一点小惠或人情，能使孤独无助的受害人感恩、动心，以致顺从、屈服。
此名称源自1973年发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打劫事件，歹徒欧陆森与欧佛森挟持四位银行职员达131个小时之久，期间被挟持者逐渐对挟持人产生同情与认同、甚至崇拜心理，衍生休戚与共的依存关系，同生共死的命运联结。该事之后，人质之一的克丽斯汀(Christian)爱上欧陆森并与之订亲。
人性的复杂，人在恐惧、憎恨的同时还能有谅解和同情；因为罪犯也是人，如娜塔莎所说：他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同时也是个“控制欲强大”的人；人们习惯善恶二分法，忽略了去探讨一个人失去理智杀人或自杀以及犯罪的内在原因，那些犯罪的人总有使他们变成冷酷无情的原因，在伤害他人之前，他们本身也许已经饱受摧残。
人们更好奇的是：孤男寡女在禁闭的时空之中，人性面临着怎样的冲击与挑战，孤单绝望脆弱欲想需求……是敌人与密友、被害人与加害人、依赖与对抗……难以想像十来岁的青春少女，如何面对如此歧异而且相互对立的复杂关系，以及灵魂的孤独、肉身的欲念？
娜塔莎拒绝谈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她请外界不要妄加臆测论说，请记者不要写伤人的报道；在重获自由之后首次接受电视台访问时，她仍然拒绝谈论普里科皮尔，“因为他无法在场为自己辩护。”而且，“说一个死去的人的坏话是不好的，尤其，他的母亲还在。”她说也许有一天她会跟心理医生说，也许不会说，那是她需要受到尊重的个人隐私，也是她的权力。
娜塔莎在逃出被囚禁的地下室之后，与父亲见面第一句话是：爸爸！我爱你！闻之令人动容，对亲情的思念恐怕是她用以抵挡恐惧与孤单的唯一信念！她第二句问：心爱的玩具车是否仍在？在断绝亲人信息的孤绝禁闭中，记忆是如此珍贵，她必须借着记忆来串连自己的过去与现在，并用之以确认自身的存在。
失去常人所以为的童年欢乐，娜塔莎出人意料地说：自己并没有错失什么，反而因此而免除沾染吸毒恶习或结交损友的可能，如此健康纯净的思维，正如一个身教良好品学兼优的模范学童，必定是坚强的意志力使她在时时恐惧孤单之中仍能正常成长；也可能如娜塔莎所言：普里科皮尔给她书籍，教导她一些事。他们每天一起吃早餐，严密地根据日程表行事。警方在访谈中对娜塔莎聪慧的用词深感讶异，面对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她的表现亦堪称平静。
娜塔莎的宽容、智慧、理性、平和、积极，赢得人们对她的喜爱与敬重，在如此稚龄遭遇险恶境遇，却能以坚强的意志、勇气和智慧逃离生天。2006年底，她获选为奥地利最受欢迎的女性，一个积极正面的健康形象。
人们几乎难以相信在长期的囚禁之后，她仍然对人充满关爱，对生活满怀期待，她计划先拿到高中毕业证书，计划跟家人共度假期，也想搭火车从维也纳去柏林。
她说：“去哪里不是最大的目的，我渴望的是旅行。”之外，她也希望成立基金会帮助那些饱受饥饿的非洲人以及被绑架到墨西哥的女人；她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对于将来她有很多梦想：想当记者、也想做心理学家、律师、作家……
娜塔莎在囚禁中写下日志，一种保持自我意识的方法，与世界联系的方式，也许她料到有一天终可以获得自由，让外界知道发生在她身上的事，书写成为对抗孤独的方法，活下去的力量。她的日志如果出版，八年的密室囚禁必定引起人们诸多想像，内容必将引起世人瞩目，人们或许因此意外发现了一个作家。如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将是天机？抑或劫数？
无巧不成书，早在1963年，《法国中尉的女人》作者符敖斯的《捕蝶人》(改编成电影：《蝴蝶春梦》），描述一个有收集癖的男子，设计绑架心爱的女子，终因无能爱、无以示爱而将所爱杀死做成标本收藏；符敖斯对绑架者心灵深刻细腻的描述，与受害者冷静精心的应对，几乎就是娜塔莎的写照：只差结局里死者角色的对换。真是戏如人生，人生甚且比戏惊险。
（本文摘自《56种看世界的方法》，黄宝莲著，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年1月第一版，定价：2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