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陷身其中无由甚至不思自拔的状态，当然无从营造客观公允的叙事和描述。其实，不是说写传记就不应当进入传主的内心，但作为一个叙述者，似乎还是以一个他者或曰第三者的清醒旁观面目出现，更具有建设意义。这便是大多数本土传记著作者远不及域外同行的一个致命死穴所在。
令人欣慰的是，马勇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同上述现状的案例。
马勇先生此次叙述的传主梁漱溟，是一个在中国知识界声名显著的人物。有趣的是，梁漱溟在1949年之前，偏巧以政治上的第三方面而著称。而马勇先生的叙述，也正是站在一种纯粹第三者的他者立场完成的。
按照马勇先生的观点，梁漱溟的思想非常庞杂，在过去二十年间，包括他在内的许多研究者都对梁漱溟的思想进行过不同程度地阐释，发表过不少论著。梁漱溟思想的大致脉络已经比较清晰，但其主旨似乎始终没有一个比较简洁明了的概括。或以为他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以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或以为其深研儒释道三家学术，所以又被推崇为东方学的大家，视为学术中人。其实，按照梁漱溟的个人想法和内在追求，他真的是“无聊便读书”。他和中国历代士大夫、知识人一样，最高的追求与生命境界是“内圣外王”，是“修齐治平”，只是他的“外王”道路走不通时，不得已，像孔夫子晚年一样退而著述，不经意成了一个思想家、学问大家。这其实并非他的主观企求。
其实，只要回头去看中国历史上的那些读书人，就不难认同马勇的上述判断。如果说读书只为稻粱谋既可以理解为功利至上的显豁口号，又可以作为生活所迫的表白遁词的话，则扣除掉其中的虚荣心态，修齐治平的经世致用，真的是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心中所虔诚认同的人间正道。当然，做帝王师，致君尧舜上，即便不是前人营造的读书幻象，也绝非读书人的寻常遭际。因此，“外王”的实现，更多仅仅局限于大名垂宇宙的诸葛孔明之类的少数派身上，剩下的只好做沉默的大多数，耐下心来，像圣人那样，只配“内圣”。毕竟，“外王”的要害，不仅在于自身的“内圣”，而更在于主公们究竟肯不肯让你来替他实现“王道”。由此看来，梁漱溟乃至梁漱溟们身后种种文化与学术方面的名声，偏巧是不得已之下的意外收获。这样的判断，当然犀利。
剥离掉这些“意外”的社会定位，梁漱溟所信奉的“非暴力”的和平主义，或者如曾经批判他时所确定的“改良主义”，自然成为作为“政治家”的梁漱溟的身份证明。俗话里一向有仇家比情人更记得住对方的说法。具体到梁漱溟身上，对他的体认，倒是那些批判者更有一些眼光。
按照学理上的解释，所谓改良，就是在事物原有基础上祛除其缺点，主张以温和的手段在细枝末节上对原有体制略有修正，使之适合新的要求，而不是采取革命手段推倒重来。当改良成为一个主义，自然就是“反革命”――反对一切暴力革命，反对从根本上改变事物的本质。
追溯起来，梁漱溟的上述主义，当然与他曾经沉迷和精研的佛教有关。梵文经典强调佛教伦理中最重要的一戒，就是ahim鄄sa――不杀生，非暴力。在这方面，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正是ahimsa最著名的两位践行者。
当然，看到梁漱溟思想本质的，不独当年的批判者。早在上世纪40年代国共冲突最紧张的日子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负责调停国共冲突的美国代表马歇尔等，不止一次称赞梁漱溟是“中国的圣雄甘地”，其实就是赞扬梁漱溟的非暴力和平主义。这自然也是本书命题的由来。而上述命题，自然也更适用于1949年以前的梁漱溟。这也是本书所界定的传主时间段。
关于梁漱溟，似乎应该有许多话要说，或者如马勇先生所说，梁漱溟的故事不止一个。同时也正如马勇说的，任何一种表达方式都不可能将梁漱溟的所有故事和活动放在一个故事框架里。所以，试图接近梁漱溟思想本质的“新阐释”，才是“新故事”的立意所在。这也是避免过度阐释的要害所在。马勇先生此次所呈现的“第三”意义上的叙述和阐释，正是今天学术和读书方面，最当期待的文本。
就目前所见马勇先生著作的传记而言，他一向不屑于许多传记作者所沉迷的对逸闻掌故的钩沉和渲染，而对传主的生命历程所呈现的哲学意义，深沉用心。这样的文本叙述，原本不够讨巧，但他凭借对材料的剪裁运度，以及目光犀利文采斐然的笔力，又往往能够引导阅读者，于兴趣盎然不知不觉中，抵达终卷。
这一次，他依然如是。
《中国圣雄：梁漱溟传》，马勇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年4月第一版，23.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