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高等院校修业证书图鉴》，程道德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一版
我不做收藏，但深知收藏的价值。藏书画、藏善本、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程道德先生半路出家，从“国际法”一转而为“近代书札”，二转而为“科举文化”，三转而为“高教文物”，如此曲折的收藏之路，因缘际会中，包含着某种独特的眼光与趣味（或许也有财力方面的考量）。我歆羡其收藏的不少珍品（如康有为、梁启超的手稿），对其锲而不舍地关注高教文物，更是钦佩不已。因为此类收藏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只有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才能理解其意义。换句话说，程先生的收藏趣味，不是投资家，更像在筹办专题博物馆。
饱含历史沧桑但仍气韵生动的名人墨迹，任谁都宝爱；至于那些平淡无奇的毕业文凭或教师聘书，除了当事人及其子孙，一般人不会特别在意。可当收藏家将他?集的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1952年院系调整前，中国119所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的237件修业证书摊在你面前，并且一五一十地讲述这些证书的前世今生，你会有一种震撼感。这些毕业、结业、肄业证书，几乎涵盖了晚清至民国年间所有重要的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以及教会大学。精美的图版，配上编者的简要说明，隐约呈现了百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坎坷历程。“近代中国高等院校修业证书图鉴”还只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文物丛书”中打头阵的，整套丛书三册合成后，当可做另类的“中国近现代大学史”阅读。
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建立，到1952年院系调整，近代中国高等教育风起云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太多值得追忆与感叹的往事。在政治史、教育史、文化史专家的宏大叙事之外，有这么些从实物出发的“管中窥豹”，对于今人之触摸历史，无疑大有助益。而这些文物，需要坐下来，细细品读。比如，京师大学堂及早年北大的毕业证书，详细开列该生历年各门功绩；而傅增湘任总理（校长）的北洋女师范学堂，1907年颁发的毕业证书上，每门功课除开列成绩外，甚至还有任课老师的姓名及签章，这是我见到的最为复杂的毕业文凭。1926年清华学校研究院的毕业证书上，除校长及教务长外，专门标明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其中三人也有签章；1931年燕京大学的毕业证书，需要一个很长的“附注”，来说明为何要给多年前毕业的学生补发证书，其中牵涉校史的沿革；某西南联大学生1942年毕业，1946年才拿到证书，以及某中山大学学生，得到的是一张五年有效的“临时毕业证明书”，这些都缘于战争环境的限制；至于1949年各校的毕业证书，因政权交替，图案及关防新旧杂陈，煞是有趣。此外，不同时代毕业证书的图案设计，以及由谁签字，是单列校长，还是加上教务长、院长、系主任、甚至包括导师，这都见出时代风气的变迁。这样的毕业证书，说它可补文献记载之阙失，当不为过。
说实话，大学章程、校刊、学则、招生简章、同学录、纪念册等，各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与档案馆都会努力收藏，专家学者也不难查阅得到。程先生的功绩是将其汇于一编，亦属难得。尤为珍贵的是各式各样的学生证、注册证、校徽，还有1923年复旦大学毕业生张昌麟修业期满的“喜报”（八平方尺，印刷品），1931年“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讲听讲?”，1942年国立西南联大学生剧社锦旗，还有1950年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冯文炳、章廷谦、游国恩等讲授“写作课”的进度表，让我大开眼界。至于同是教师聘书，为何北大的简要至极，只字不提薪水与工作量，而清华则责任与待遇分明，甚至明确规定“非得学校许可教职员不得在外兼差”，这里显然蕴含着两种不同的办事风格与大学理念。说大点，这两所名校的差异，单从聘书上，已能够见出端倪。
倘若有心在意，无论鉴赏者还是收藏者，面对这些高教文物，欣赏之余，都能长见识。何况是长期专注于高教文物的程道德先生，既有执教高校的先在经验，又念兹在兹，乐此不疲地浸淫其中，反复比较辨析，也使其对于近现代中国大学史的体认，并不逊于“术业有专攻”的校史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