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卡夫卡的遗产正在从法律上被以色列化。
1924年，肺结核不治的卡夫卡在临终前托付好友：“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请求：我身后留下的一切……日记、手稿、书信……不要看，全烧掉。”但布罗德悍然背信，不仅将其
然而布罗德当年之举，与政府今日所行，似如出一辙：写得好就是公产，既不许你烧掉，也不准你秘藏。如今霍家两代使尽浑身解数，终不敌政府、文坛、媒体与好奇的公众联合而长久的迫力。
围绕着卡夫卡遗稿，德国与以色列文化界颇有争执。德国与霍家素有交情，获允高价收购档案，但以色列政府坚决不予放行。与埃娃・霍费一样，德国媒体也宣称以色列缺乏知识基础和保护文档的资源，且不舍得为此花钱，更遑论卡夫卡和布罗德皆用德语写作。这个理由明显是不成立的，因为远为珍贵的死海古卷就好好地保存在以色列本土。该地区固然连年动荡，但珍本馆可以深挖地洞，足以抵御核弹轰袭。当然，对卡夫卡作品的整理、勘校和出版，当属德国学术界与出版界贡献最大。
今年春天，25位以色列爱国教授曾发起反击，联署请愿函，以希伯来语和德语一式两份发表，呼吁政府和法院从重从快，充公霍家档案。
“马克斯・布罗德的档案是以色列国的历史遗产，”请愿书中声称，“他是作家和思想家，发表过论及犹太复国主义的无数文章，因纳粹而逃离布拉格，人生最后30年皆在以色列居住。”
在爱国教授们的表述中，卡夫卡遗稿被巧妙地称为“布罗德档案”，因为卡夫卡固然是犹太人，但他无法被称作以色列国民。
也有学者在努力，以求在卡夫卡和现代以色列国之间找到更多联系。英国《独立报》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多夫・库尔卡教授表示：“卡夫卡是个关键人物，以色列人正在寻根，回溯自己的欧洲和中东历史。他属于以色列的知识版图。”
以国图的另一位律师梅尔・海勒宣称，卡夫卡研究过希伯来语，曾在日记中写到，打算有朝一日移民巴勒斯坦，“他有个梦想，要来特拉维夫开饭馆。他想当个跑堂的。”
这些理由看上去显得十分牵强。事实上，在短暂的一生中，卡夫卡并非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布罗德临终前，为何不将卡夫卡遗稿全部献给国家，而将大部分珍藏传诸女秘书，想必也有难言之隐――他与埃丝特・霍费是情人关系，或许眼见霍女士从此单身，独力拉扯两女不易，遂以宝物相赠，盼她拿来卖钱养家，本也合乎常理，殊不知这宝贝太过珍贵，一旦被国家视为“历史遗产”，就再难出手变现。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霍家死捂卡夫卡遗稿近半个世纪，亦多为无奈之举。若非政府严禁，手稿可能已成功拍卖，售入本国或海外的学术、档案机构，妥受保护与研究，并获出版，而不必深锁于银行金库，或凌乱置于特拉维夫郊区野猫出没的老妇陋室几十年。
如果卡夫卡黄泉有灵，不知他是否会苦恼于当前的乱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