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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无达诂?

2010-07-2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邹纪孟 我有话说
“诗无达诂”,这话是董仲舒说的,那么,“经”是不是也“无达诂”呢?这是笔者读蒙培元先生的《怎样解读〈论语〉》一文时,联系到平时读《论语》的一些感触而想到的。这里的“经”,专指被奉为经典的《论语》一书。

蒙先生所解《乡党》末章,无论从文句上,字形上,词义上,句义(即义理)上,历来解释便歧义丛

生,众说纷纭。笔者翻阅了手头所有的有限的几部关于《论语》的著述,发现对这句话的解释,至少存在着以下几种歧义。

歧义之一,“色斯举矣,翔而后集”的主语。

一种意见认为,这句话的主语是孔子,皇侃持此说,蒙先生文章已经指出:“皇侃解‘色斯举矣’为‘谓孔子在处者见人颜色而举动也’,解‘翔而后集’为‘谓孔子所至之处也,必?翔审观之后乃下集也’,即都是指孔子的出处行止而言。”

第二种意见认为,这句话的主语是鸟,首创此说的是朱熹。蒙先生文章中也已写明:“朱熹解释‘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说:‘言鸟见人之颜色不善,则飞去,回翔审视而下止。’‘见人颜色不善’之说,仍沿用了邢?之说,但其最大的改变是,此处的‘举’和‘翔’,都是指雉鸟,而不是指孔子。”

还有一个问题,所谓“见人颜色之不善”中的“人”,究竟是谁,有人以为是孔子,有人以为是子路,还有人以为是泛指,详见下面文章。

歧义之二,句子的完整性、顺序、字数的多少。

朱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一句后,注说:“然此上下,必有阙文”。(《四书章句集注》)在全句之后又注说:“然此必有阙文,不可强为之说”。

清人黄式三《论语后案》转引李安溪、姚秋农的意见说:“无阙文”。(程树德《论语集释》)

明人陈禹谟《谭经菀》转引《讲录》说:“此文前后倒置。”(程书,730页)按照他的意见,这句话的顺序应当是这样的:“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

清人何焯《义门读书记》:“移‘山梁雌雉’一句冠于首,则辞意尤明。”(同上)则此句的顺序为:“山梁雌雉,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唐人韩愈、李翱《解论语笔》认为“曰”前应有“子”字,将下面的话坐实为孔子所说。(同上)

《后汉书・班固传》注,引用《论语》此句时为“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二字不重复。(同上)

歧义之三,字形、字义。

主要集中在“梁”、“共”、“嗅”三个字上。

“梁”,有两解。一作“桥梁”解,邢?《论语注疏》:“梁,桥也。”一作“粱”,清人钱坫《论语后录》:“依义当作‘粱’,……字从米,不从木,与浮梁之梁异。”

“共”,有两解。一作“拱”解,而这个“拱”,也有两种解释,一是“执取”,即捉拿,《吕氏春秋・季秋纪》:“子路?雉,得而复释之。”一是拱手,清人江声《论语?质》:“子路以夫子叹雉之得时,肃然改容,竦手上收。”一作“供”解,即“供奉”,朱熹《四书章句集释》:“子路不达,以为时物而共具之。”即蒙先生文章中所说:“‘共’字作‘供’字解,是供给、供养之义。所谓‘共具’,就是作为食物供孔子食用。”

“嗅”,有六解。一作“闻气味”的闻,朱熹《四书章句集释》:“孔子不食,三嗅其气而起。”即蒙先生文章中所说:“注者解作用鼻子闻嗅,于是,‘三嗅而作’,就被解释为孔子再三闻其气味。”一作“戛”,鸟叫声,朱熹《四书章句集释》引:“晁氏曰:‘《石经》“嗅”作“戛”,谓雉鸣也。’”一作“s”,程树德《论语集释》:“《说文》训犬视,亦惊顾之意。”一作“张两翅”,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刘聘君:“嗅,当作s,……张两翅也。”一作“鸣”,韩愈“吾谓‘嗅’当作呜呜之鸣,雉之声也。”一作“叹”,宋人蔡节《论语集说》:“‘嗅’,疑作‘叹’。”

歧义之四,这句话的字面意思。

由于上述的歧义,对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便有不同的理解,这可以从当代学者的语译可以看出。下面罗列几家的译文。

杨伯峻:(孔子在山谷中行走,看见几只野鸡。)孔子的脸色一动,野鸡便飞向天空,盘旋一阵,又都停在一处。孔子道:“这些山梁上雌雉,得其时呀!得其时呀!”子路向它们拱拱手,它们又振一振翅膀飞去了。(《论语译注》)(按,杨先生认为,“见人颜色”中的“人”是孔子。)

来可泓:孔子与子路在山路上看见一群野鸡,野鸡见子路神色不善,就飞向天空。飞了一阵,又聚集在一起。孔子叹道:“山梁上的野母鸡呀,懂得时势啊!懂得时势啊!子路误会了孔子的意思,射下野鸡,烧熟了奉献给孔子。孔子不忍辜负子路好意,用鼻子闻了三次,便站起来走了。(《论语直解》)(按,来先生认为那个“人”是子路)

钱穆:只见人们有少许颜色不善,便一举身飞了。在空中回翔再四,瞻视详审,才再飞下安集。先生说:“不见山梁上那雌雉吗!它也懂得时宜呀!懂得时宜呀!”子路听了,起敬拱手,那雌雉转睛三惊视,张翅飞去了。(《论语新解》)(按,钱穆认为,“人”当是泛指)。

古棣、周文英:一群野鸡受到了惊吓立刻飞了起来,盘旋一阵子而后落在一起。孔子说:“这些山梁上的雌野鸡,逍遥得其时呀!逍遥得其时呀!”子路要捕捉它们,野鸡叫了三声就飞走了。(《论语译说》)(译者在这段译文后一个说明,照录如下:“‘色斯举矣’:至今未得正确解释。钱穆认为,‘只见人们又少许颜色不善,便一举身飞了’;杨伯峻译为:‘孔子的脸色一动,野鸡变飞向天空’。这两种今译都有古注的根据,[古注皆把‘色’字当作本字],这其实是讲不通的:‘少许颜色不善’,‘孔子的脸色一动’怎么就惊动野鸡起飞。无斯理,也必无斯事。”注者认为,“色”是一个假借字,作“恐惧”讲。)

歧义之五,这句话的主旨。

其一,无解。朱熹:“不可为之强说。”(《四书章句集释》)杨伯峻:“这段文字很费解,自古以来就没有满意的解释。”(《论语译注》)李零:“最后这章,莫名其妙。”(《丧家狗》)金纲:“本章向称难解,似也无解。”(《论语鼓吹》)

其二,拿“时哉时哉”几个字大做文章。“时哉者,言雉逍遥得时所也。所以有叹者,言人遭乱世,翔集不得其所,是失时也矣。而不如山梁间之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是得其时,故叹也。”(程书,732页)“此以人事喻于雉也。雉之为物,精儆难狎,譬人在乱世,去危就安,当如雉也。”(同上)即蒙先生所概括的:“借雉鸟以比喻‘人不得其时’的主旨。”这是历来的解说。

其三,蒙先生的解释:“该章实际上是讲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自始至终都贯穿着这一条线。”“如果进一步追问其更深层的意义,那么,该章所表达的,是孔子和子路对生命之所以有敬畏,是由于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和尊重。”这是一种最新的解释。

短短的一节文字,居然有如此之多的歧义。但,这在《论语》中,绝不是个别的例句,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

读《论语》,最让人感到麻烦、感到困扰的,主要还不是那些读不懂的句子,而是那些看起来似乎能够读懂,有些还是耳熟能详,甚至是经常被人引用的章句,在经过学者、专家们的解读后,发现各家解说互有出入,有些甚至大相径庭,真是你不说,我倒明白,你越说我倒越糊涂了;还有些章句,经过专家学者们的解说,发掘出了出人意表,甚至让人瞠目结舌的思想蕴含。

例如,《论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即“子曰:‘学而时习之’”章,文字明白易懂,但对义理的阐释,虽然不是水火不相容,但也是各说各话。

钱穆以为,这三句话,是孔子对自己一生经历的描述:“本章乃叙述一理想学者之毕生经历,实亦孔子毕生为学之自述。学而时习,乃初学事,孔子十五志学以后当之。有朋自远来,则中年学成后事,孔子三十而立当之。苟非学邃行尊,达于最高境界,不宜轻言人不知我,孔子五十知命后当之。”

李泽厚则另有一番解释,他拿“说(即悦)”、“乐”二字,大做文章,说此章是所谓“‘仁’说之根本,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之枢纽”,而所谓“乐感文化,实用理性”,是李泽厚解读《论语》的新概念,他是将其与朱熹的“理学”、王阳明的“心学”相提并论的。他从这个角度,对这三句话的关系加以推演:“本章开宗明义,概而言之: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而悦者,因人类即本体所在,认同本体,‘悦’也。友朋来而乐,可见此本体乃群居而非个体独存也。‘人不知而不愠’,则虽群体却不失个体之尊严、实在与价值也。此三层愈转愈深,乃‘仁’说之根本,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之枢纽,作为《论语》首章,不亦宜乎。”好家伙,居然从这三句话中,看出了这么多的学问,比钱穆还要玄乎,这与他在《记》的开头时所说的“作为论语首章,并不必具有深意”,实在是抵牾得厉害。

李零:是导师给研究生的训话:“这一章好像研究生入学,导师给他们训话,主要是讲学习的快乐。第一乐是个人的快乐,你们来到我门下,听我传道,按时复习,乐在其中。第二乐是和同学们在一起,你们不光自己学习,还不断有人慕名而来,成为你们的同学,弦歌一堂,岂不快哉!第三乐是师门以外,别人不了解,千万别生气,因为你们学习的目标,是成为君子,学习是为自己学,别人不知道,照样是君子,你有君子的快乐,内心的快乐,不也很好吗?”

《论语鼓吹》所引的韩国学者崔根德的一段话,独具慧眼,提出了三种不同视角的人:“儒学以三种不同的视角考察人,这就是所谓历史的人,道德的人和理想的人。”“假如说历史的人是纵向的时间的把握,那么,道德的人便是横向的空间的探索,而理想的人则是超越时空的永恒的人的形象。”他就是以这种视角来分析《学而》开头的三句话的:“在《论语》的开篇我们就能接触到这种视角。‘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就是以先人的先觉为楷模,学习他们的知识蕴蓄和文化遗产,这属于纵向上时间上的把握,这是历史的人世观的表现;‘有朋自远来,不亦乐乎?’是指修道积德,其香远播四方,形成共感带,使许多人慕名而来之意,此为横向空间上的探索,这是道德的人世观的表现;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表现了人格完成的圆满性,表现了达观的境界,此为超越时空的永恒之人的形象,这是理想的人世观的表现。”

由于这是《论语》第一章,学者们自然特别重视,于是使出浑身解数,竭力要发掘了其中的微言大义,本来笔者自以为这一章没太多的难点,可读了这些学者的解释,反而倒一头雾水。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比比皆是,让笔者很为自己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而自觉愚昧,顿感羞愧,但也心生疑窦:难道孔子真的是那样想吗?据说有一种“解释学”,或称“诠释学”的学问,是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的学问,但可以突破文本,发掘出文本原作者心中之所无,而是发掘者心中之所有的含义来。这一来,可就没谱了,谁都可拿《论语》说事儿,有句成语说:“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的块垒”,《论语》就成了这样的酒杯。

朱熹说:“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就是说本来是平平常常的一句话,偏要人为地往高里拔,往深里挖,往远处推,使得本来明明白白的话,变得十分晦涩。他批评道:“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己一片道理,经意却错过了。”看来这种现象,也是古已有之,朱熹本人在注释《论语》等所谓“四书”时,便犯了这种毛病,程树德先生批评他是“强人就我”,这种“强人就我”的现象,在几乎所有注释《论语》的书中都存在。

梁启超说:“孔子的话,辞句简单,而含义丰富,所以后来研究孔子学说的人,可以生出种种解释;同为儒家,下面又分出许多学派。”(《儒家哲学》)

杨伯峻先生说:“《论语》的词句,几乎每一章节都有两三种以至十多种不同的讲解。一方面是由于古人引用《论语》者‘断章取义’的结果。我们不必去反对‘断章取义’的做法(这实在是难免的),但是不要认为其断章之义就是《论语》的本意。另一方面,更有许多是解释《论语》‘立意求高’的结果。”(《论语译注》)

李泽厚:“《论语》注家据说有两千多,……据说几乎每章都有不同解说。……各家注疏,大有异同,许多时候差异和对立都很突出。”(《论语今读》)

使我纳闷的是,一部一万多字的书,几千年来,经过古今中外成千上万人的研究,而且,其中许多研究者,还是学问渊博的名家、大家,对它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掰开揉碎地去考证,去揣摩,怎么最后还没有一个大体一致的意见呢?难道真是“经无达诂”吗?当然,作为学术研究,百家争鸣,这也正常,问题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当我们将《论语》当作道德教育的读本,或者,当政治人物将其视作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时,章句的歧义,义理的纷争,常常会使人不知所从,不知所措,甚至会南辕北辙,本末倒置,让受教育者、让权力的行使者听谁的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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