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英国桂冠诗人安德鲁・莫申（AndrewMotion）负责为今
蒂姆・亚当斯（TimAdams）在8月1日出版的《观察家报》上撰文，认为莫先生一语中的。他回顾1960年伦敦老卑利街中央刑庭的查太莱夫人诲淫案大审，再度确信此书之解禁实乃英国文学自决和出版自由史上生死攸关的大事。第二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便以200万册的销量超越了圣经，足以反映群众对它的喜闻乐见。然而时至今日，人民趣味不减，作家们却日渐退缩，似要将50年前得来不易的自由拱手交还。更可怕的是，法官、警察和教会合组而成昔日的审查大剪，但作家们今日纷纷举刀自宫。
根据亚当斯的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解放，仍属个体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而今日之性已无革命意义，徒然沦入全球商业文化和娱乐产业，借助各种高科技手段，为色情文艺的商品化效命。《文学评论》杂志似乎准确把握住了时代脉搏，于1993年推出“最差性描写奖”，每年颁发，包括汤姆・沃尔夫（2004获奖）、诺曼・梅勒（2007）和乔纳森・利特尔（2009）等多位名家不幸成为该奖得主，其性描写被好事之众媒体摘取，广曝于世，文学于是成了段子，仅供人民茶余取乐，而作家们只落得个满耳坏笑，满身口水：嘿嘿，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是那样写性的。
作家们害怕嘲笑吗？我们可以毫不敏感地说，是的。在中国，这一革命任务几乎从来与文学无关，它以非文学的其他隐秘途径完成。举两个最近的例子，智利早夭作家罗伯托・波拉尼奥描写革命年代的天才之作《荒野侦探》在中国出版时，性描写多有删润，书面的文学软词入替了原作的市井俗语；苏童的《河岸》受到了英中两国评论界的相似非议，因为苏先生毫无必要地写了“太多的勃起”。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公开出版半个世纪后，一切都不再新鲜，性回归了性，性也只是性，性与人性、政治和自由撇清了关系。总之，革命已经结束，文学缴性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