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成久远的记忆。我们已渐渐忘记了曾经有过的安全，那像是如阳光、空气一样无需特别留意的东西。行走在城市，尤其夜间的城市，安全感的丧失，是1990年代的一大变化。有关于发生在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的袭击的传闻。居民区楼窗的防护网已达于高层。我们习惯了呆在防盗门、铁栅窗后，习惯了坚固材料庇护下密闭的生存。小区张贴着片警的“温馨提示”：“请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家中”。不放在家中又放在何处？到银行租保险箱，自非普通居民所能想象。但公共空间（至少在日间）仍然应当是足够安全的。这有助于舒缓因上述不安全感而带来的紧张。
街道是居民最日常的行为展开的场所。人行道的美化不止为了供途经者观赏，更为了吸引周边地区的人们停留，交谈。如果真的关心细节，有足够的耐心“经营城市”，每一条街道都值得精雕细琢，每一座城市建筑（包括居民楼）间的隙地，都有可能是微型园林，如日本人已经做到的那样。进行这种“改造”，一个相关专业的大学生，有可能较之官员有更好的主意。
街道生活的质量固然有其物质体现，却更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该处居住者之间、居住者与行经者以至偶尔的进入者之间的关系。“老北京”的主体，由“胡同―街坊”构成。“如果一个街区的自治是在顺利运转的，那么在人来人往的表面下，必须要有一个连续的人群，是他们组成了街区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是城市不可替换的社会资本。一旦这种社会资本丢失了，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资本带来的收益就会消失，而且不会再回来，直到或除非新的资本缓慢地、偶然地积累起来。”（《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页123）该书强调好的城市街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拥有长期居住在那儿的单个的个人”（同上，页124）。
我们的“城市改造”中拆除的不止是危旧房屋，而且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人际交往的网络，是对所在街区基于亲切记忆的认同感，是维持一个街区良好氛围的上述不可或缺的东西。不设法改善老城区的基础设施，径直用推土机将居民赶到五环路之外，即使原地建起了“仿四合院”，也不再是北京的胡同。对于新居民，那也不大可能是“他们的”胡同，他们只不过买到了居住权而已。他们会将公寓楼、单位宿舍培养的邻里关系带进新居，居住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关系由此改变。也因此“危”“旧”改造中的“回迁率”，一定程度地决定了改造后的面貌。这一点却既不为房地产商所关心，也非与房地产商共享“改造”收益的政府部门所乐闻。
关于城市的童年记忆通常与街道、街区有关。我记得的童年城市，是那院落也是门前的那条街。几年前重到旧地，看到那条街愈加破败，路面坑坑洼洼。那座城市有仿古（即宋朝）一条街，有题为“清明上河图”的景点，而居民日常生存的空间却破败如斯！各种“仿古一条街”，所仿只是“皮肤”而非“肌理”。城市肌理是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破坏却极其容易。
至于行道树，其主要功用，不但在美化道路，而且在遮盖路面，使街道成为可停留的。据说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稍高处看到的北京，几乎整个覆盖在了绿树的浓荫下。胡同、院落中的老树，构成了当时城市的肺。这样的城市似乎不致对“肺”有额外的需求的吧。
简・雅各布斯该书还谈到了在城市的街道和地区生发丰富的多样性的条件。条件之一，即“一个地区的建筑物应该各色各样，年代和状况各不相同，应包括适当比例的老建筑”（《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译本，页136）。这种思路，是中国主管“城市改造”的官员不愿闻问的。曾在北欧某城生活过的小友，多年后重返故地，发现不但街市，而且那个街角的小小报亭也仍在原地。“老欧洲”或许确有点老迈，但我们的天下一大拆，似乎更不正常。无数个政府组织的“考察团”、以“考察”为名的“团”游走于世界各地，尤其欧美那些发达国家，究竟何所见、何所闻？他们是否也像普通游客那样，一味地跑景点，或在豪华商业区、城郊别墅区流连忘返，而对于城市的社会生活组织、社区、街道和关涉居民日常生活的设施漠不关心？
城市有可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博物馆。有选择地保存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形式，是保存历史记忆的一种方式。有人写到上个世纪50年代的新华社大院，说“最能反映50年代生活形态的是两座1954年建的四层宿舍楼，楼顶是藏青色琉璃瓦的，就是后来毛泽东批评的那种‘穿西装戴瓜皮帽’的大屋顶”（《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页56，新华出版社，2008）。不知对当年的大屋顶如何评价；由保存下来的一些建筑看，至少较之近年来的许多商业性建筑以至政府大楼要经得住时间。
我自己所居住的，是一个老旧而拥挤的小区，它当初的设计，似乎只为了塞进尽可能多的居民，而没有为居民的休闲预留空间。相邻的兴建于同一时期的另一小区，楼房的布置较为错落有致，贯穿小区的道路，因路边的公园而显得开敞。奥运会前我所住小区的改造，更将楼房间本已狭小的共用空间，“改造”为部分居民的停车场。主持方提供的选择是，或者接受这样的“改造”，或者任那片空地破败下去。本可以有第三种选择，即听取居民的意见，将那空间改造为更适宜于居民间交往的场所，而我的邻居中不乏研究古代园林、建筑的专业人士，对于美化自己生活的环境，想必有更高明的主意。主持者显然不曾想到利用这一机会增进居民的社区意识，更不会认为这是“公民教育”的题中之义。我所住楼前原有两棵泡桐树，春天满树淡紫色的花，芳香四溢。几年前初冬的一场暴雪压折了主干，依然枝叶纷披，却在小区改造中被莫名其妙地砍掉了。伐去已能遮荫的大树，代之以小树或灌木，让小区的空地裸露在阳光下，是一种愚蠢的做法。突击施工与对“整齐划一”的嗜好，使小区失掉了空间形态多样化的机会。而上述“改造”，并没有解决小区的停车问题。事实是，不但楼房间的共用空间，而且所有道路的两侧都成为了停车场。
同一时期京城的居民看到的，是城市“化妆术”的滥用。即如临街楼房的“平改坡”，旧楼外墙的喷涂。“平改坡”迹近造假――即使有部分实用功能（如为建筑的顶层降温）。奥运会后有坡顶被大风掀翻的事故，可知不但有资源的浪费，且造成了安全隐患。那些用于“化妆”的资金，何不用来切实改善低收入者聚居区的环境，而非将贫穷破败用围墙隐藏起来？这种做法尚有其他不良影响。即如暗示何种东西“有损于”城市形象――是否贫民居住区、上访者、乞丐等等，可以随时用了“雪藏”的方式“处理”？
由媒体得知，世博会前的上海也实施了类似的“化妆”，或许因了其他种办法缓不济急。我却仍然相信有更好的办法，更长效，更能使居民受益：何不问计于民，他们难道不是城市真正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