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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世界

1998-12-31 来源:光明日报 丁国强 我有话说

关于钱钟书的博学、智慧和幽默已被人说得太多太滥,而钱钟书的精神世界却是一湖幽深的清水,坦然而深不可测。在钱先生辞世的时候,“钱学”的热浪已经烟消云散,也许是因为钱先生过于沉默的缘故吧。捧场的人终归发现自己是自找没趣。钱钟书并非是一个皓首穷经的古板书生,他识尽俗世中的许多花招和机关,却又含笑不语。他淡泊超然,却又悲天悯人。在参悟之后他不吝言语启发世人。

在物质时代,钱钟书这个名字古朴而神圣。在出版物铺天盖地,“克隆”文章满天飞的今天,钱钟书那字字珠玑的论著叫多少才子学者汗颜!钱钟书不是一个以玩弄文字为乐趣的人,他探幽入微、勾玄提要、谈典论故、微言大义,目的并不在考证和征引本身,他讨厌那些“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的“抄书当作诗”的虚假文风。钱先生对于文坛上的作态和虚美看得十分透彻,所以他本人总是拒绝恭维。钱钟书轻轻用笔尖一挑,伪装的面孔顿时脱落。钱钟书的为人和文章没有一丝矫柔造作的痕迹,他对社会人生的洞察缘于他对人生真谛的深刻理解和执着追求。他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大多数人把精力和心智花在维护名义上面,浮在生活的表层,既蒙蔽了他人,又糊弄了自己。作为一介文人,如果应和了陈词滥调,虽然会获得名利和虚荣,但是也遮蔽了心灵,埋葬了真诚。钱钟书认为:“声名之起,乃缘才能,然才名不称又复常事。”在这个名不副实的泡沫文化时代,何必招摇过市、四处张扬,惟恐天下人无所不知呢?真正的文化人眼是冷的,心是热的,他不动声色,却又用心思考。有人说钱钟书是现代隐士,这种说法是肤浅的,钱钟书非常清楚那些妆点山林的隐士的鬼把戏,也明白阿谀拍马者惯用的公式。他喜欢疾恶直言的嵇康而反感“口不议人过”的阮籍。细读他的《管锥编》,我们会从中发现不少愤世疾俗的话语,他不是一个对社会人生无动于衷的闲适文人。记得有人曾拿鲁迅来与钱钟书相比,贬低后者“过于聪明”,现在又有人把王小波与钱钟书相提并论,以标榜某种趣味和癖好。这些比较生硬而牵强附会,他们缺乏对钱钟书的精神世界的了解,望文生义,指鹿为马。

因悲世和性格郁闷而自戗的文学博士胡河清在生前的学术研究中从生命体验的角度切入钱钟书的精神世界,在他看来,对被研究者的生命状态缺乏深刻感悟的“钱学”是庸俗浅薄的。钱钟书的幽默是悟透人生之后的揶揄和自慰,他决不是以说笑逗趣为目的。钱钟书具有浓厚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凉的心态首先是缘于生存困境的压迫。在《谈艺录》序言中,钱先生描述了自己蛰居在上海沦陷区时“兵罅偷生”、“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绝境,在这种状态下做学问,显然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性的学术操作。在《围城》序言中,钱钟书提到“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可见,钱先生在写那些令人笑破肚皮的绝妙语句时,心情并不轻松。他那种“锱铢积累”的痛苦写作的境界决非时下以“码字”为特长的“侃爷”所比拟。其次,钱钟书的悲凉心态与他自身的性格特征密切相关。钱钟书幼时爱玩一种叫“石屋里的和尚”的游戏,即一个人盘腿坐在帐子里面自言自语,杨绛女士认为这是钱氏“痴气”的表现,胡河清以此来阐释钱钟书身上所具有的老庄气息。其实,钱钟书并不想扮演有匡世之略的“大隐”角色,他认为道家所言的“圣”境的实质是“尽人之能事以效天地之行所无事”,而人与天地合德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硬要这样做不过是“画虎刻鹄”而已。所以方鸿渐最终也未能脱俗,钱钟书在《围城》结尾设置的那只慢了5个钟头的祖传老钟象征着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的冲突。“围城”心态不仅表现在婚姻问题上,它是一个古老的预言,纠缠着世人。钱钟书的悲凉还来自于他对人类的精神痛苦的关注,痛苦是人类最丰富的精神资源,没有经过痛苦体验的油滑表达不过是小花脸的假充幽默而已。钱钟书认为,人们的愁苦“变相别致”,是有意味的形式,应当“言之而须长言之”。只有深味人间愁苦的人,才能够写出真诚的文字来,钱先生在谈《楚辞》的时候说:“情思不特纠结而难分解,且可组结而成文章”在提及李商隐《夕阳楼》中“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的诗句时,钱先生已不能自已,发出:“尤堪为危涕坠心者矣”的感叹。

钱钟书在40年代曾经写下这样的诗句:“一世老添非我独,百端忧集有谁分”(《乙酉元旦》),表达了内心的忧伤和痛苦。而今,大师已经悄然远去了,他的情思大概已无人可解,而他那化石般的文字将永远敲打着追思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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