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受和传播唯物史观的先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之一。河北乐亭人，1889年10月29日出生。1905年中秀才，因科举停办，于同年进入永平府中学读书。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是年冬东渡日本。次年春，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同时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1916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毅然回国，先后在上海创办《民彝》，在北京主编《晨钟报》。1917年1月任《甲寅日刊》编辑，发表大量进步文章。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此后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并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次年，主编《晨报副刊》，传播新文化。1919年，参与领导五四运动，创办《少年中国月刊》。1920年，发起组织北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并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担任唯物史观研究课程。同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工作。1922年，受中国共产党委托，同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事宜，并经孙中山主盟，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5—1926年，发动和组织北方地区人民群众响应“五卅运动”、领导北京“三·一八”群众运动。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在狱中和法庭上坚贞不屈，大义凛然。4月28日，在绞刑架下慷慨就义，时年38岁。
1920年前后，李大钊发表了许多阐释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唯物史观的文章，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等，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大钊不是专业的历史研究者，但他“夙研史学”，且有很高造诣。他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北京大学教授后，曾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和史学思想史等课程；而《史学要论》一书，则是一本十分可贵的系统的论著。这两个方面的原因，确立了李大钊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重要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
综观李大钊的史学论著和有关的理论著作，可以看出他的科学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史学要论》一书正是最集中地、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史学观。
1924年5月，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李守常。全书凡六章，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具有理论的深刻与实践的激情相结合的特点。
第一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其主要论点是：1、历史撰述所反映的“历史”，并不等于“活的历史”即客观历史本身；前者“只能说是历史的记录”，后者才是“活的历史的本体”。2、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所谓活的历史”，“乃是些进展的、行动的东西”，“天天在那里翻新”。3、历史是贯穿着过去、现在、未来的一个整体，即“整个的全人类生活”。
第二章论述“什么是历史学”。本章的主要论点是：1、要明确“历史学”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2、历史学应着力于建立历史理论。“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即历史理论，才能使“今日的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3、历史科学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作者针对当时流行的“史学缺乏属于一般科学的性质”的论点，指出“人类科学”与“自然科学”各有特色，“不可全然同视”；“将史实汇类在一起，而一一抽出其普通的形式，论定其一般的性质，表明普遍的理法，又安见其不能？”
第三章论述“历史学的系统”。其主要内容是：1、历史学可以划分为“广义的历史学”和“最广义的历史学”两个系统，后者包含前者。2、区分历史学的记述部分与理论部分的性质：“广义的历史学”包含“记述的历史”与“历史理论”；“最广义的历史学”包含“普通历史学”（即“广义的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历史哲学”。由此可见历史学的系统的恢宏及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
第四章论述“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作者从科学史的角度，论证了“历史学遂得在科学系统中占有相当的位置”，这是历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的重要根据。
第五章论述“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作者认为，这些相关学问有六类：言语学、文学，哲学、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美学、教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统计学，人类学、人种学、土俗学、考古学、金石学、古书学、古文学书，关于自然现象的诸种科学及其应用诸科学（如医学、工学等），地理学。作者指出，文学、哲学、社会学同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
第六章论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提出了精辟的见解，认为：1、史学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很大”。2、现代史学研究可以培养人们的科学态度和脚踏实地的人生观、“乐天努进的人生观”。3、重视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李大钊充满激情地写道：“吾人浏览史乘，读到英雄豪杰为国家为民族舍身效命以为牺牲的地方，亦能认识出来这一班所谓英雄所谓豪杰的人物，并非有与常人有何殊异，只是他们感觉到这社会的要求敏锐些，想要满足这社会的要求的情绪激烈些，所以挺身而起为社会献身，在历史上留下可歌可哭的悲剧、壮剧。我们后世读史者不觉对之感奋兴起，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敬仰心，引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情绪，愿为社会先驱的决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历史教育的重要即在于此。
通观《史学要论》一书，并把它放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历程中加以考察，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史学要论》是20世纪中国史学上最早面世的史学理论著作之一。在它之前，有曹佐熙的《史学通论》（1910年）和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曹氏所论，如史、史学、比事、属词、订例、正名等，主要在于阐发旧义而少有新见，与近代学科体系相去甚远。梁氏所论，重在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方法，而对历史学的一些重大问题涉及不多，或虽有所涉及但并不深刻。《史学要论》则已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方面开辟道路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奠基石。
《史学要论》问世以来，已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了，今天读来，人们越发会感受到它的理论魅力和启示意义。李大钊对于唯物史观的信念，尤其值得每一个读者深长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