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里所说的“媒体”，用以指以普通大众为传播对象的印刷文字读物（报纸、各种流行时尚杂志）、电视和互联网等。从理论上来说，学术话语当然也依托媒体存在，学术刊物也属媒体之列。但习惯用法并不把学术刊物与通常所指的媒体相提并论。学术性刊物与大众媒体确实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在专业领域的有限范围内传播，后者是在社会各个阶层区域流行。所谓“媒体批评”，主要是指发表在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的那些短小精悍的批评文字。
静矣（《北京日报》）：“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所谓载体不同，实质上就是它们的受众面不同，也就是说，它们各自的“定位”不同。前者的载体是大众传媒，它允许受众对它所发布的信息不具有“专业储备”；后者的载体则是专业媒体，主要包括专业性的报刊、网站等，它要求其受众必须具备进入这种话语空间、知识体系及操作规范的文化储备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学院批评的受众应当是一些专业人士或有专业素养和兴趣的人，这种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少数。由此，就决定了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在文字风格、深度、功能、知识背景等几个方面的本质不同。
李敬泽（《人民文学》杂志社）：“媒体批评”是庞杂的现实，它所牵连的人群和利益远比传统的“学院派批评”更繁多、更复杂。
崔红楠（51Tob网）：都市的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陷入“网”中了。网络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无论是世界名著也好，网络文学也罢，都可以拿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网络上的大众文学趣味的形成也就非常复杂、多元。
陈晓明：现在，人们在崇尚媒体的惊人扩张速度时，也慨叹一些媒体学术批评的没落。这种媒体批评的主导趋势不再是强化学术品质和理论含量，而是变成一些消息、奇闻和事件。一些文学刊物和学术刊物吃不住劲，也开始模仿流行小报的版式、文体和传播方式。它们的批评变成了制造事端的工具，变成了现场的记录者，变成了流行的快餐。一些文学类刊物正在努力把自己变成街头小报，热衷于制造一些无聊的骂阵，似乎不骂就不叫文学批评。
静矣：学院派批评家认为一些媒体批评“肤浅片面”，因此“容易误导读者，不具备对文化艺术现象发言的资格”；大众传媒中人认为学院批评“枯燥温吞”，因此“不但老百姓看不懂，而且很无趣”。作出这种判断的原因有二：一是可能由于发表空间错位，或以自身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对方；二是的确有不少很不称职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即使完全从本专业的“质量标准”来衡量，也是如此。这后一种情况，最值得考虑。
“媒体批评”的功能就在于向大众传播某位记者（他往往代表他所在的媒体）对某一文化或艺术现象的即时性判断与分析，它的风格是直截了当和简明扼要的，如某某话剧最近上演，好，还是不好；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有无出新之处，“新”在什么地方；同时还需将该作品在艺术上的“深奥”之处转换成“浅显”的语言，以延伸读者（观众）的理解力。而媒体批评能否称职，除了取决于媒体从业者的文化判断力和表达力以外，更取决于他的“诚实和忠直”的程度，后者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前者。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一些媒体与一些文化单位或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合作”或曰“交易”的关系：这些单位或个人给媒体记者付费，而媒体记者则在自己的媒体上发表热烈的“批评”以造声势。这种利益驱动下的“媒体受贿”，恐怕是当下一些媒体批评丧失公正性与真实性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即便如此，为什么大众宁可看让他们多次上当的一些“媒体批评”，也不愿去阅读看起来相当纯粹的“学院批评”呢？有时大众媒体上也会登一些学院批评家的学院式批评的，但是它们的读者就是少。最重要的缘故当然是“文字风格”，是受众的惰性。但是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批评家也有靠不住的”，他们同样会对一部三流的作品献上一流的谀辞，只不过他们的言说要比上述意义上的“媒体批评”庄严、正经得多。
陈晓明：并不是说文学批评不能针贬时弊，不能尖锐严格直接地批评那些不合理的现象。恰恰相反，尖锐犀利理应是文学批评应当具有的基本风格，但尖锐犀利不是胡说八道，不是任意地表达恶意。文学批评总应该回到具体的事实，回到具体的作品，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摆事实、讲道理这是对中学生作文的基本要求，文学批评总应该有一些学术含量，总要有个人的独立见解。现在的实际情形是，一些人为一种急躁情绪所支配，心情恶劣，根本没有耐心平心静气地读作品，或者认真思考一些现象。实际上，当代文学乃至于当代文化需要文学批评保持理论和艺术的敏感性，去阐发那些有创新可能的新生事物。真正的自由体现在思想空间的拓展，认知方式的多样，精神胸怀的宽广。
作为一项新起的事物，互联网无疑有着极多的好处和无限远大的前景，但目前，它确实给人们的表达方式带来某些负面作用。不看到这些负面作用，不自觉地纠正这些偏颇，互联网在不久的将来就不会是自由表达的天堂，而只能是语言的垃圾场。
（《南方文坛》供稿，一丁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