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美国哈佛大学校庆日，被誉为“哈佛哲学”和“美国本土哲学”创始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威廉·詹姆斯，在哈佛法学院为其颁发荣誉称号的集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真正的哈佛”的演讲。在这篇充满激情的演讲中，他谈到了自己作为哈佛这一古老文化共同体之外来者或新来者的特别感受，谈到了哈佛人对自己母校所怀有的“俱乐部式忠诚”，但他谈论最多的还是哈佛的真精神——即：他认为可以代表“真正之哈佛”（True Harvard）的那种追求真的思想自由精神。他说：“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见的哈佛，她在她更富于真理追求的灵魂中，在她无数独立而又常常是非常孤独的儿女们身上。思想是我们大学应该成为的植物园中的珍贵种子。注意！当上帝让一位思想家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思想时——卡莱尔或爱默生说过，那时候一切都得重新安排……‘惟有孤傲的太阳方能凌空高照，惟有浩荡的激流方能永流不息。’最值得人们合理仰慕的大学是思想者最不会感到孤独、最能积极深入并能够产生最丰富思想的大学。”而在他来哈佛之前，他几乎是用相同的口吻在新生的斯坦福大学建校日纪念大会上发表了“斯坦福的理想命运”的著名演讲。他说：“一所学校的品质取决于学校里的人的素质。”他幽默而意味深
长地说，当年，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某条路边的一条圆木上坐着两个人，一端是霍普金斯，另一端是位学生，那便是一所大学。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詹姆斯关于真正的大学及其理想的慷慨陈词或许已经显得太精英主义、太理想化了。可是，对于我这位清华的新来者来说似乎别有寓意。两年多以前，我在北京大学度过了她的百岁华诞，那时的我确乎充满着詹姆斯先生所说的“母校的自豪感”和“俱乐部式忠诚”。一年后，我随着某种命运般的机缘来到清华，而此时此刻则面对着我新加入的“俱乐部”的90周年校庆，似乎应该有些许陌生乃至惶恐，可两年经历告诉我的是：“不必多虑！”差异是有的，但只要作为大学的清华精神依旧是这个文化共同体的理想和灵魂，眼前的差异就只具有风格或时间的意味，而不会产生新来者的孤独。或许，我对清华的群体认同有些单纯和快速，或许这种单纯和快速是由于清华与北大原本就有的某种历史的和大学理念的亲缘联系，甚至是地缘上的邻居关系。作为20世纪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历史见证，清华和北大分享着她们共同的命运：一起承诺开启中华民族现代化智慧的历史使命；一起担负创建中国新文化的探索责任；一起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漂泊流离；一起迎接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曙光；一起肩负“振兴中华”、复兴民族的当代重任……
自然，理念的认同并不排除差异的感受，正由于差异的存在才显示认同的意义。近半个世纪的北大与清华仿佛人们概念中的哈佛与麻省理工学院，人文与科学、思想与技术、理论与工程……也仿佛成为这两所中国顶尖大学的文化标志。这种由历史造成的大学理念与风格的差异的确可以刻画出两所大学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虽然这差异是历史性的，却也足以让我们窥见近50年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与方式的艰难而曲折的嬗变过程。这过程又何尝不是年轻的共和国生长历程的文化写照？
当然，差异或许不只是历史的，还有作为特殊文化共同体本身的文化气质，即使是在两校最初同时分享某种现代性大学（而非学院）理念的时候，这种文化气质的差异便已初露端倪。比如说，作为两所在中国最早创办哲学科系的大学，清华哲学与北大哲学便显露出汪子嵩先生所说的那种偏于哲学体系或理论学派之创造与偏于哲学历史或哲学知识之培育的风格差别。还比如，而今社会上多有流传的所谓清华与北大之务实与务虚、重教与重养、纪律与自律……一类的说法，虽不尽确切，却也不乏直觉式的真知灼见。
然而无论如何，作为真正大学的基本理念必定是清华和北大（或许也是所有真正之大学）所共同分享的。无论是思想学术，还是科学技术，抑或是理论知识，其生命力都在于创造，也都是任何一所大学所必须承诺的社会教育职责和人类文化使命。今天的清华之所以重续当年综合型大学的学统，致力于复兴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一如今天的北大回首当年，致力于重建其技术工程体系。这种教育观念与实践上的变革，既是对人类传统教育之道的回归，也是对人类未来教育理想的执著。回想一下孔子“四科”（文、行、忠、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办学理念，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逍遥学园”的历史图景，再看一看当今世界著名大学的经验与范例，清华、北大的教育变革原本在情理之中。由是我也想到，我自身从北大到清华的工作变动，也许并不涉及詹姆斯先生的“俱乐部式忠诚”问题，毋宁说，它仅仅是一种环境和机遇的个人选择，是对于体验和感受差异的学术愿望。我应当认同和忠诚的不应是某一特殊的俱乐部，而是一种人生的事业，一种为之献身的教育理想。
（万俊人，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4月受聘于清华大学，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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