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保存的母亲的遗物中，最珍贵的莫过于50年前的一张已经泛黄的粗糙的纸板上用铅字打印的业余党校听课证。母亲已经过世20年了。这些年里，我东奔西走，丢了不少东西，但母亲的这张党校听课证一直在我身边保存着。每当我看到它，仿佛看到当年母亲的身影，仿佛又回到沈阳刚刚解放的那些充满激情而又难忘的日子。
1948年11月初，战争的硝烟刚刚在沈阳上空飘散，这座东北重镇又回到人民的手中。当时，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困难很多，最主要的是缺乏管理经验和人才。从西北和野战部队派到地方的干部，多是昔日驰骋疆场的军人。他们刚刚脱下军装，便开始了建设新世界———这项生疏而艰难的工作。那时最缺乏的就是有文化的人。我的母亲是小学教师，曾当过银行职员，会打字，在当时算是难得的人才，很快被沈阳市总工会发现，调到中国机器制造业工会沈阳市委员会，担任打字员。
那时，我母亲单位的同志，不管是主席还是收发员，大家都一起在食堂吃饭，高粱米饭、苞米面窝窝头、白菜豆腐汤，都吃得那么香甜。干部们穿的是一样的带吊兜的干部服，戴银灰色的新四军帽，女同志也一样。参加工作不久，母亲便脱去以往当教员时经常穿的旗袍，换上四个兜的干部服，戴上新四军帽，梳着短发，左胸前别一只自来水笔，那在当时是很时兴的装束。
机关的同志对像我母亲这样从地方来的有文化的人非常尊重。记得我母亲参加工作不久，便在汉口街34号分得两室住房。搬家的时候，机关的同志都出来帮助搬行李，锅碗瓢盆、柳条包什么的，反正东西不少，可等到住在我们附近的余部长搬家时，只是两口子把两个行李卷往木板床上一放就完事了。母亲回家说到这件事时很有感触，她说，真没有想到，这些人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只有两个行李卷啊！
当时，机关实行供给制，我的母亲每月135分，一个在国民党统治下几乎陷入饥饿状态的穷教员，居然能挣到国家的薪俸，她的感觉相当好。但是，由于母亲一直在国统区的大城市当教员，一下子进入党领导下的工会机关工作，思想感情上的一些东西难以立刻扭转过来。母亲曾教过小学音乐课，那时，教学生唱的也多是流行歌曲，什么《天涯歌女》、《何日君再来》、《树上小鸟啼》之类，加上当时的唱腔轻柔缠绵，有时母亲在机关也不由自主地哼上几句。有一天，机关余部长在闲聊中还说到这件事。回到家里，母亲还有些转不过弯来，她说，她总是听不惯“依呼咳，呀呼咳”的那些歌。可是后来，我发现，母亲的一个小本子上抄了不少用陕北民歌基调谱写的歌曲，像《翻身道情》、《王大妈要和平》等等。
到1951年5月初，母亲不仅机关的事情比过去多，参加社会上的活动也多了，像反对细菌战，和平签名呀；为支援抗美援朝，宣传捐献飞机、大炮呀，时常下班不能按时回家。有一天，我姥姥问她，这些天，怎么总回来得晚？母亲说，机关的事情多，另外，组织上决定让我参加市总工会业余党校学习，每天晚上，要到市总工会礼堂听党课，回来要晚一点。说着，她从兜里仔细地掏出一张业余党校学员听课入场证，然后，瞅着姥姥说，这不是谁都可以去听的，是组织上对咱的信任……她在讲这番话时，脸上显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和幸福。这是后来姥姥告诉我的。
今天，这张50年前的业余党校听课证，依稀可以看到上面用蓝色铅字印着“业余党校听课入场证”，并加盖红色印章：“中共市总总支委员会教务处”，后面是单位、姓名、性别、职别、地址，最后是“1951年5月5日发给……”看到它，便使我想到母亲，想到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那段特殊历史年代所发生的事情。这些，将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