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运动犹如一场“绿色风暴”，已经席卷全球。
在中国，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近年来也已经成了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百姓悉心关注的焦点。令人不解的是，文艺界，尤其是文学界对此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冷静乃至冷漠。
不是说要文学创作都来“赶形势”，只是说这似乎与文学一向关心社会、关心重大题材的传统有些太不相称。
我一直在想，原因何在？
也许正如一些理论家指出的：90年代以来是一个“个人化”、“私人化”写作的时代，一个“无名的时代”。南极的臭氧空洞、北极的冰山消融、黄河的常年断流、地球的温室效应远没有看看“美女作家”细致入微地描绘“上床体验”有趣，也没有听听隐匿了真名实姓之后在“网上聊天”的调侃逗趣来得生动。于是，“生态”作为一个庞大而又沉重的话题，作为一个时代的“大叙事”，反而不再能够引起文学的注意。
也许，是由于人们对“文学是人学”这个著名命题狭窄的理解局限了创作与批评的视野，在作家、批评家的心目中，人类是“社会生活”的中心、世界的中心、地球的中心，文学的使命只是推动以政治、经济为中心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的存在尚不具备独立的价值和本质的意义，仍然不过是边缘的边缘。
也许，我们的作家、批评家近年来已经被现代科技的巨大成功所慑服，已经被日益兴隆的商品经济所驯化，已经为日渐安乐舒适的物质生活所陶醉，自动放弃了对于自然的仰慕、对于田园的向往、对于“返乡”之路的追寻，放弃了文学艺术中一个源远流长的古老传统。
也许，对于“生态”这个有机开放的大系统来说，我们的文学教授们对一贯钟爱的符号学、叙事学、结构主义、文本理论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有些难以把握，一时还无法做到批评话语的转换。
我想来想去，仍然不得要领。
在社会人群中，关于“生态”的呼声越来越高：“21世纪是生态世纪”、“后现代是生态学时代”。而中国的文学界至今仍然置身于生态运动之外。
如若进一步考察“文学”与“生态”关系的冷漠，我觉得除了文学方面的原因外，恐怕还有生态学自身存在的某些局限，以及人们对于生态学学科发展认识的不足。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不管那些治学严谨的生态学专家们是否情愿，生态学就已经走出了“生物学”、“自然科学”的狭窄领域，开始走进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乃至哲学、神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中来。到了1962年，更由于美国那位文笔优美的女记者瑞秋尔·卡荪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生态学已经渗透到文学艺术中来，深入到一般文学读者的心目当中来。
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使人与自然的许多观念发生了变化，生态学的学科范围和学术内涵也开始受到重新审视。
自然，不只是对象，人其实就在自然之中，是自然中的一个链环；
环境，不只是外物，人也并不总是环境的中心，人也是其他生物的“环境”。
生态理念已经不再是一种学术观点，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生态学已经不仅是一门知识性的学问，它有可能取代原来的物理学而成为一个崭新时代的世界观、宇宙观，一种新的生存观念，一种既古老又清新的审美观念。
生态学研究的对象并不只是自然生态，还应当包含社会生态、精神生态。
生态文艺学研究的对象，也不应仅仅着眼于文学作品的题材，局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狭小范围内。
概而言之，迄今为止的文学，所表现的无外乎人类在社会中、在地球上的生存状态，都是可以运用一种生态学的眼光加以透视、加以研究的。从中国古代的《诗经》，到古代希腊的神话；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印度的泰戈尔到日本的川端康成；一直到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巴金、王蒙、张承志、莫言、王安忆、韩少功、张炜、阿来，无不可以运用生态学的批评尺度加以权衡评判。
况且，文学本身并不只是一个封闭的文本，它更是一个活动的过程，是文学创造主体在一定环境中的活动过程。文学活动自身就是一个“生态系统”，与文本学批评、社会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相比，生态学批评完全应该拥有自己的一个席位，一个不容小觑的席位。其实，熟悉世界文坛发展动态的人们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之后崛起的女性文学批评、后殖民文学批评、民族的地域的文化批评已经染上了浓重的生态学色彩。到了上个世纪之末，“生态文艺批评”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新的热点。
这里，我衷心希望我国文学界、首先是文学批评界、文学理论界能够改变对于生态问题的冷漠态度。
因为在我看来，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自然生态系统的崩溃，与人类价值观念的偏颇，与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世界的凋敝，是同时发生的。
文学艺术与生态学的携手并进，也许就是中国21世纪文学的一种必然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