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教我以祖国利益为己任

抗战胜利后，父亲把我送进了上海位育中学就读。这是一所有名的学校，使我有机会获得良好的中等教育。尽管如此，那时，我的梦想仍是想成为一名作家。但在学校的一次校庆科技展览会上，当我看到高年级的同学用自制的无线电发射机把校庆消息广播出去后，觉得这实在太神妙了，于是立志要从事科学事业。

由于日军的侵略，上海沦陷。在那段日子里，我的父母亲经历了许多的磨难，因而对老解放区的生活非常向往。为此，1950年，我便考到了大连大学，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到吉林大学物理系学习。这里是我真正接受党的阳光哺育的开始。其中对我最有影响的是王大珩、朱光亚、吴式枢和余瑞璜这些造诣高深的先生们。王先生当时是大连大学物理系主任，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验能力，连我们的普通物理实验课他都要亲自带。每次实验完毕他都要我们把实验记录交给他批阅，他满意了我们才能回去写报告。在这种环境中的耳濡目染，使我明白了怎样才能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做一个有意义的人——那就是活着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1955年国家决定在北京大学建立第一个培养原子能人才的基地——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现在的技术物理系）。我被调来参加筹建工作。物研室的第一任主任是胡济民先生，参加领导的还有虞福春、卢鹤绂和朱光亚先生。这是我国第一个核物理教学实验室。党如此地信任我，让我和国内著名的专家学者一起接受这么重大的任务，我既感到自豪，又感到忐忑不安，但干劲也特别的足。按照教学大纲，需要一大批计数管，当时无处可买，虞先生便把他在美国用过的一整套吹玻璃用的工具都送给了我，让我从学吹玻璃干起。我花了整整3个月的时间，在物理系玻璃工的帮助下建起了一个小车间，又经过半年多的不眠之夜，终于和同事们一起制成了一批批薄窗的计数管，其中包括国内首次制成的康普顿电子符合计数管等，保证了第一批实验的顺利开出。

发展科学受到国家高度重视。1963年，我成为4位选派去英国进修的留学生中的一人来到牛津大学，我从事的是等时性回旋加速器中央区的研究。在那段日子里，由于英国的朋友们对新中国的发展缺乏了解，我不时会受到一些尴尬的待遇。如有一些英国朋友问我是否需要带一些他们已用过的变压器或是磁铁什么的回去？直到有一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当我从BBC电视台获得这一消息时，丢下手中的工作，迅速赶往大使馆想证实消息是否是真的。当得到肯定答复后，我真是兴奋得手舞足蹈。当时，英国正在搞大选，原本广播、电视成天都在报道有关大选的最新消息。这个消息出来后，英国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对大选的报道，转为播报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英国的朋友见我就说：“你们中国有原子弹了，你们强大了，了不起！”在那些日子里，到处都有谈论原子弹的，还有外国记者来采访我。那时那刻，让我十分真切地感受到：一个人，只有他的祖国强大了，才能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真正地受人尊敬。1966年，我踌躇满志地回到了北京。

1982年，我在杨振宁教授的安排下前往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访问，承担该校超导直加速器上脉冲化系统的研制任务。在那里，我将早在70年代的研究心得善加运用，成效特别好。我们的研究成果经编制为控制脉冲化系统的软件，通过计算机直接控制加速器的各项设备，使得运行方便实用、精确可靠。此种运行方式，石溪同行把它称为“陈氏模式”，从1984年开始他们一直沿用至今。

1984年1月我回到北京，那一年恰好赶上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国庆庆典。10月1日，我作为北大的副校长第一次走上了阅兵式的观礼台。那天，50万军民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队队欢呼着走过天安门广场。突然，在行进的大学生队伍当中，打出一面横幅，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小平您好！”。一时间，这四个字成为整个广场、整个中国以及全世界的聚焦点。横幅是我们北大的学生打出的。因为有规定，来参加庆典活动的任何人不能携带跟活动无关的东西，作为北大的副校长，我感到责任重大。焦急之中我向离我不远的小平同志望去，只见他第一个鼓起掌来。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从心灵深处认识到小平的心是跟我们的学生紧紧地连在一起的。从这件至今记忆深刻的事情上，我深深地感到，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利益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紧密相连时，他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有所作为的、有价值的人。

（本报记者周晓曲采访整理素描作者：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