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旗下成长

我出生在上海，虽然解放时我还很小，但由于父母兄长们的影响，对半殖民地色彩非常浓厚的旧上海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国民党腐败透顶，外国租界到处都是，而且立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污辱中国人的招牌。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才使我们扬眉吐气，在世界上挺直腰杆做人了，这在所有上海人的心中都是刻骨铭心的。所以，上学以后，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听党的话，读好书，将来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1963年，我考进了清华大学，心里十分高兴，也非常感谢党的培养。但大学3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课停了，打起了派仗。我没卷进派性斗争里去，当时心里很惘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坚信这是暂时的。学校不能读书，我就经常一清早从清华步行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后来，也去过农村、工厂，到了当时引进很多日本设备的燕山石化，我的所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四人帮”被打倒了，我们这一代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受益匪浅。不久，恢复了考研，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当时小平同志说，要更大胆一些，把一些优秀的研究生派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我在研究生院没上几天课，就又被派到法国去学习了。

我上的是法国第六大学，法国的大学易进难出，淘汰率很高，我作为国家公派的第一批留学生压力很大。去之前，对法语一点不懂，先是上了一期速成培训班，而后就是自己努力自学。在法国的头一年很困难，但是通过刻苦的努力终于闯过去了，第一年的考试全部过关。考试后的第二天，我就累得胃出血，住了两个月的医院。当时，我们这些留法学生的吃苦努力精神，在国际上都是很有名的。因为我们知道，祖国需要我们。

1983年5月，我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法国巴黎第六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博士学位后，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马里兰大学计算机视觉实验室工作了9个月，之后，又回到法国，攻读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我们这些学子在外留学时始终惦念着祖国。那是一年的春天，有人从国内带回来一盘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像带，当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这首歌的时候，留学生们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听，听得大家热泪盈眶。

当时我们的国家比起国外还有不小的差距，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每当听到国外对祖国落后情况的议论时就感到受不了，很希望把我们的国家赶快建设好。有一件事情在我的印象中是很深刻的。我在法国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中国要花一百亿法郎买法国的核电站设备，在大亚湾建核电站，但文章的作者说，中国提出了不适当的要求，要求法国也应买中国的东西。写到这里，作者发问道：法国能向中国买什么呢？这句话当时对我的刺激非常大，它甚至成了激励我奋发向上的一种动力。15年过去了，现在的法国要讨论的已经不是能买中国什么东西了，而是如何解决他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了。

使馆的党组织非常关心对我们的培养。1985年，在留法期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在欧洲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获得了最佳论文奖和最佳技术奖。这时，我向大使馆表示准备学成后回国，建设我们的国家。

1986年7月我获得了法国国家博士学位。这时我接到中科院胡启恒副院长的一封信，告诉我，国家投资1000万元，准备建设自己的模试识别实验室，希望我能回来。尽管我知道，回来后我的工资要比在法国下降100倍，但我和爱人商量之后，毫不犹豫地回到了祖国。1986年7月，我返回中科院开始主持国家模试识别实验室的工作。我当时的理想就是要向外国人说明，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可以办好先进的研究实验室。10多年来，我们的模试识别实验室工作得不错，国外同行公认，中国的模试识别研究在国际上已有了相当的知名度，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我回国后的第2年，也就是1987年初，被任命为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的第一批专家委员会委员。不久，在北戴河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受到了很大的鼓舞。4年前，我所在的中科院自动化所与法国专家在北京共同创办了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实验室。4年来，许多法国专家在北京与中国专家一起工作。为表彰我在促进中法科技合作中的贡献，我获得了以法国总统名义颁发的法国国家勋章。

从1996年开始，我的生活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上了自动化所的所长，从纯科学研究转为主要从事科学管理工作。2000年开始，我又当上了科技部的副部长，负责国家863计划与国际科技合作工作，从事科学管理的分量就更重了。地位变了，考虑事情的层次越高、问题越多，就越感到领导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是多么的不容易，不仅要有广博的知识，还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在党旗下一步步成长，我对在党的领导下，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必胜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