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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梧桐与金凤凰

2001-08-09 来源:光明日报 □黄伊 我有话说

为全国读者、作家和出版界所关注并看重的茅盾文学奖,到目前为止,先后评了五届。在得奖的22部作品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折桂的就有11部,即《东方》(魏巍)、《将军吟》(莫应丰)、《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芙蓉镇》(古华)、《沉重的翅膀》(张洁)、《钟鼓楼》(刘心武)、《第二个太阳》(刘白羽)、《战争与人》(王火)、《白鹿原》(陈忠实)、《骚动之秋》(刘玉民)、《尘埃落定》(阿来),占了半壁江山。人文社为什么能取得这般令人羡慕的成就?

长篇小说:人文社的牡丹花

熟悉文学发展的人都知道,我国明、清代笑笑生的《金瓶梅》,曹雪芹的《红楼梦》,到十八十九世纪的世界名著《高老头》、《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红与黑》、《大卫·科波菲尔》、《德伯家的苔丝》等,既代表了一个时代,也代表了一个国家文学创作的高峰。冯雪峰他们不但深知这个玄机,他们自己就是长篇小说的作家和研究家。比如,冯雪峰自己就准备写《太平天国》,王任叔后来出版了《莽秀才造反记》,人们至今还流传着他们抓长篇创作的佳话:

冯雪峰亲自担任《保卫延安》的责任编辑,找当时尚未成名的杜鹏程一起研究该稿的修改和定稿,杜鹏程高兴得走到街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曾任驻印尼大使的副社长王任叔,看到浩然的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抢过编辑的稿子自己定稿,并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这才有了后来的《艳阳天》。

众所周知,冯雪峰和王任叔命途多舛,后来不再当领导了,但“旗手倒下,红旗前进”,继任的副社长许觉民,仍然执行冯雪峰他们的既定方针,所以在长篇小说出版上硕果累累。除了上面提到的《保卫延安》和《艳阳天》,文革前出版的优秀之作计有《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三家巷》、《欧阳海之歌》、《在茫茫的草原上》等等,这一系列杰出作品的涌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画廊,也为人文社日后形成茅盾文学奖这块高地埋下了伏笔。

队伍与阵地:创业的根基

文革以后,严文井是社长,韦君宜是总编。关于长篇小说的出版,韦老太还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她说,我们社当然古今中外的名篇都要出版,“但是,当代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是人文社的牡丹花!”在严、韦的共同努力下,有这样两项重大举措,要浓重地写上一笔:一是决定召开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二是创办《当代》杂志。

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文艺界从来就是政治思想的晴雨表。《光明日报》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刚发表,时任人文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后任总编辑的屠岸同志细读之后,就敏锐地预感到大地即将解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他和小说北组编辑张木兰等商量后,就向韦君宜建议,应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及时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中长篇小说座谈会,将全国最有潜力的作家请到北京,解放久已禁锢的思想,繁荣已经凋蔽了十多年的长篇小说创作。

1979年2月6日至1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全国中长篇小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参加座谈会的,既有在创作上卓有成就的魏巍、李凖,又有在政治运动中饱受磨难有一肚子题材要写的王蒙、从维熙、李国文、邓友梅、刘绍棠、陆文夫、林斤澜、宗璞,以及新涌现的极有创作天赋的刘心武、张洁、竹林、莫应丰、古华、蒋子龙、谌容、冯骥才……人文社还邀请到文艺界最有威望、又十分关心小说创作的老作家茅盾来和大家见面,讲话。

当时文革刚刚结束,直接写到文革,或者牵涉到政治运动的敏感题材的作品怎样写,作家提出了许多问题。当时人文社正好有三部写到文革和所谓敏感题材的小说,如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孙颙的《冬》,竹林的《生活的路》。出版社内对这些作品议论纷纷,三部小说有好几十万字,要茅公通读是很困难的。于是,韦君宜让编辑部将这几部小说的内容梗概写出来,由她直接送茅公请教。2月9日茅盾先生公开表态,对冯骥才他们三人的作品作了充分的肯定。茅公的真知灼见,拨开了与会作家心中的迷雾。通过座谈会人文社团结了一大批极有才华的作家,为出版社日后所出长篇小说的获奖,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最重要的举措是决定创办《当代》。该刊由著名作家秦兆阳为主编,孟伟哉为副主编。正所谓万事起头难,幸好作家秦兆阳、孟伟哉是极有开拓精神的创业者,他们全力以赴编辑草创时期的《当代》。《当代》公开打出来的旗号是“直面人生,贴近现实”,走的是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人文社有了这样一个阵地,又有一批极为精壮的编辑办刊,尽是行家里手,难怪六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包括《芙蓉镇》、《尘埃落定》,都是在《当代》最先披露的。

口头禅:一切从零开始

除了上面提到的《当代》杂志,该社还有一个当代文学编辑室。全部人马三四十人,先后带领这支团队的是屠岸、王仰晨、李曙光、王笠耘、何启治、高贤均。他们作风严谨,坚持三审制;思想解放,敢为天下先;敬业,奉献。作家们以在人文社出书“登龙门”为荣,他们又极为谦虚,以诚感人,没有店大欺客。

“四人帮”垮台不久,改革之风尚未劲吹,青年作家莫应丰找到韦君宜:“我有一部写文革的小说,你们敢不敢要?”韦毫不犹豫地将稿子接下来。为了《芙蓉镇》等两部书搞,韦君宜驱车请教。领导树立了榜样,编辑部组稿又各有千秋;许显卿与魏巍友善,拉来了《东方》;周达宝顶着压力,编发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于砚章的负责精神感动了王火,组来了《战争和人》;后来当了副社长的谢明清和刘心武堪称挚友,争取到《钟鼓楼》;老编辑刘炜一人承担了《芙蓉镇》、《将军吟》的责编,彭沁阳为刘玉民的《骚动之秋》发稿;青年编辑脚印奉献了阿来的《尘埃落定》……

已取得的成绩都已成为过去,人文社编辑们现在的口头禅是,一切从零开始。我也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勉励我的同伴:同志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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