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这里说的“一切”包括哪些优秀的文化？
傅庚辰：我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古代、近代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精华，令世人瞩目，我们也引以自豪。但是，讲中国传统文化，只讲这些是不够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还应该包括从“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在两万五千里长征过程中，为什么中国工农红军能够战胜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极端艰苦的自然环境？就是因为红军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为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目标，所以他们才能爬雪山、过草地，抛头颅、洒热血而在所不惜。这种革命的精神和美好的心灵以及反映这种精神的文艺作品，就是一种革命的文化。优秀文化中，还有人类社会创造的其他文化成果，比如贝多芬的交响乐、达·芬奇的油画、巴尔扎克的小说等等，都是优秀的文化。所以，“一切”优秀的文化至少应该包括这三个方面，我们对这些优秀文化都要继承和发扬。这也就是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所说的“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记者：那么，什么叫作“继承和发扬”呢？
傅庚辰：人类社会几千年历史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都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按照我的理解，历史上的优秀传统是彼时彼地的创造，是彼时彼地先进经验的总结。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今天，就会和此时此地的今天有差距，所以必须结合今天的现实和实践，给予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纯“照搬式”地继承就不可能真正继承。而这一切的前提和标准，就是为人民服务。古今中外一切文化，只要是有利于为人民服务的都要继承和发扬。
记者：您的见解很深刻，也很好理解。但是，上述这三个方面的优秀文化，其性质和特点又各不相同，在对它们继承和发扬时，也应该有所不同。是不是这样？您能不能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傅庚辰：确实，在把以前的文化用来为今天的人民服务时，要做多方面的工作。首先，对于中华民族古代和近代的文化，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和方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并结合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特点加以发展，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之既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和时代精神，又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魄。
其次，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应运而生的，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已经成为我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我们今天要继承和发扬这种革命文化传统，一是要弘扬而不能否定，二就是要创新而不能僵化。
再次，对于人类社会其他文化，由于它们主要是在外国形成的，我们要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眼光，贯彻洋为中用的方针，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同时，我们的学习和借鉴，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区分先进和落后、科学和腐朽、有益和有害，积极吸收先进、科学、有益的东西，坚决抵制落后、腐朽、有害的东西。当前，西方敌对势力正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利用他们所垄断的国际传播网络和舆论阵地，让西方思想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我国进行渗透和腐蚀。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和警惕，不能丧失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不能丧失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
记者：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要做到这一点，在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时，还要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您能否对文化创新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傅庚辰：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创新”这个命题，这确实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对文化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我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不竭的动力。创新不仅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而且包括文化创新。事实上文化创新是更为深刻的关系全局的创新。因为，文化是精神与物质的总和，是塑造人的心灵的工程，在物质方面我们正在建设成千上万项工程，在文化方面也需要建设一个“心灵工程”。“心灵工程”也许是更重要的工程。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文化创新的实质，就是要使我们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与时俱进，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