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对文学兼具审美属性与商业属性这一点，恐怕已无人置疑。当然人们的主张与操作也有差异，那就是在审美和商业效益上或重或轻。从当前文学态势看，纯文学性的文本与操作，是并不占强势的。
严歌苓旅寓商业文化、市场文化最发达的美国，然而她的新书《无出路咖啡馆》，却是一部纯文学作品，既非俗文学亦非商化文学。
作品中第一人称主人公“我”原是一位中国女作家，现时身份是留美学生。按照当下潮流的写作思路，文心若与商心共，是要有上市意识的。如果严歌苓打留学生文学旗幡，举异域文学品牌，是最便利不过的事。但她不，她的新书里现在时态所写的确是“我”留学美国的亲历亲见，笔墨却很少落在学校、课堂、师生群。作为核心情节的不是留学生活本身，而是“我”与美国青年外交官安德烈的恋情；却又还不是恋情本身，而是这恋情招致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无休的干涉，使“我”精神上备受折磨。作品的这部分内容，与其说是“我”的留学生活，毋宁说是“我”遭遇的留学外生活。
让人思索的是，书中还有与留学生活相当疏离的另一部分情节，那就是关于“我”母亲的生活道路的故事，属于过去时态的国内生活场景。和书中两种时态生活场景的交织穿插相对应，人物世界也分为两组，现在时态人物组中“我”是主角和叙述者，过去时态人物组“我”是叙述者和潜主角，显主角则是“我”母亲。对这样一部其人物、故事的构成具有二元一体性结构特征的小说，如果我们只取一端，归类于留学生文学或异域文学，实在太勉强，我们该为它寻找别的命名。
那么它属于社会小说吗？书中现在时态情节故事，确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请看里昂、王阿花这些有音乐、绘画秉赋的中美青年艺术家，却不得不在贫困线上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请看“无出路咖啡馆”里，日逐在半公开半地下地进行着人血买卖、人体器官买卖的情形；请看美国教授如何在女留学生申请奖学金时公然趁机作性骚扰；特别是请看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便衣特工，如何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每时每刻、无孔不入、肆无忌惮地践踏侵犯美国政府官员、普通公民、更不必说亚裔侨民、留学生的隐私权、婚恋权和其他基本人权……无疑，这部作品确有社会问题小说色彩。但细读之下，又觉得作者对美国社会现实的观察面止于一定范围，其社会批判深度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深度，例如对美国联邦调查局便衣特工的揭露性描写，出发点并不完全在作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的倾向性，相当程度上是对维护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认知，因而社会观察与人性探寻是结合着的。
对作者的创作构思，我们还可以考虑在别的角度命名。例如从作者对“我”和“我”母亲这两组情爱故事的叙述设计看，这部作品似乎又颇有情爱小说倾向。母亲的故事是一个“对男性怀有雄心大志的女子”的故事。她16岁上挎个小包袱离家乡独闯南京上海，“一心一意想的，就是去擒一个有大本事的男人”。这个目标明确心计多端的小女子，先擒住的男人是靠做电影业发达的刘先生，后来遇到本事更大的男人解放军李师长。结果“我”母亲背叛刘先生投向李师长。刘先生黯然去国，李师长则丢了在部队的远大前程。“我”母亲野心无止境，“我”父母晚年对女儿讲述她的婚姻时流下两行老泪。“我”母亲对女儿的教诲是：蔑视小儿小女的两情相悦你亲我爱，“女人最大的成功是攻占一个本事大的男人”。她把女儿送出国，送上的是眼里一道狠狠的光：“丫头，看你的了！”
到了美国的女儿，演绎了与母亲有点相似又截然不同的故事。相似的是：“我”和母亲当年差不多，选择的婚恋对象是美国外交官安德烈，舍弃的是“艺术瘪三”里昂。此处的“我”，母亲是“附着在我身上”的。不同的是：作为现代知识女性，“我”认为女人的价值在自身而不在依靠男人操纵男人。艰难奋斗中的“我”不但拒绝了牧师太太们的救济，也拒绝了安德烈为爱“我”而作出辞去外交部职位的牺牲。无论是房东的善良，还是恋人的忠诚，只要他们把“我”看作需要他们救助的“从河上漂来的孩子”，“我”都不能忍受不能接受，不能放弃独立人格和自尊。“我”的这场情爱以失败告终，但这却是“我”所持守的人的尊严的胜利。“我”母亲的情爱，用母亲的人性价值观衡量是胜利的，用“我”的人性价值观衡量则是失败的。母女俩的情爱故事，表面上互不关涉，实际却彼此映衬扭结着，交接点就是对爱情与人生、爱情与人性的观照。从这一视角看，这部作品定义为着重剖析人性，张扬人性，揭示人生与情爱的人性底蕴的文学，也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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