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浮躁，表现为注重论文的数量而忽视科研的社会价值；当前社会上有过分强调科学的功利价值，而忽视科学的基本价值———真理价值的倾向；各种诱惑也随时可能把科学引入违反的轨道。这是科技政策应当也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每年的后两个季度，是有关部门制定和酝酿下一年科技政策的关键阶段。制定和执行怎样的科技政策，关系到我国今后科技、教育和经济的兴旺发达。在科技政策制定过程中，科学价值观起着主要的导向作用。这一点，需要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给予高度重视。
科学活动早已不是科学家这个群体的专利活动。科学是社会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科学对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们观念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社会对科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社会学家库恩承认社会变量在从一种科学范式到另一种科学范式的演变和转移中会起到重要作用。恩格斯认为，是经济的需要推动了科学的前进。在美国，科学界承认，科学所发生的变化，其方向和步伐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组织本身之外的社会因素。
笔者认为，对科学价值的认识既是一个历史过程，又是一个辩证的过程。科学在近现代社会中历经变迁，它在任何国度的兴衰都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思想乃至传统观念等方面的根源，都是社会环境诸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
在我国，对科学价值的全面认识是和市场经济分不开的。随着我国的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向现代的市场经济思维模式转变，科学价值观第一次有了能够全面反映科学价值的契机。与此同时，科学的实用价值开始被自觉认同，并成为科学工作者选择行动的依据。从根本上讲，科学价值观的改变是社会大环境变迁的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之所以资助科学，说到底是其第一生产力的功能。社会不是按科学家写了多少论文，而是按其创造了多少社会财富来给予科学回报的。社会希望科学技术能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希望通过科学技术增强国家的实力，通过科学技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在存在货币与交换的条件下，科学并不是与金钱毫无干系的事业。
必须指出的是，科学家群体和科学管理决策成员在充分认识科学的功利价值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科学的基本价值———真理价值。科学本来的含义就是探索知识，探求真理，探求独创性的学术价值。社会很容易重视科学的实用价值而忽视科学的真理价值。当科学之外的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强烈地作用于科学选择时，决策者不应抛弃科学的基本价值，不应当为了短期的功利主义的目的，盲目追求某一方面的社会经济效益而忽视基础研究以及科研后备力量的培养，造成科技发展工作中的短期行为，使得科学的后继资源枯竭。保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各个科学活动组成部分的合理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会影响一个国家科技与经济发展速度和发达程度。了解这一点，对于制定科技政策的科学管理机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我们还要谈到科技的社会道德问题。科学的发展，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影响，使得科技的社会道德问题愈来愈显得突出。科学家们应当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采取对科研成果负责的态度，既要争取科学的良好的社会效益，又不应忽视其可能带来的恶果。笔者认为，科学管理机构应发挥主体的引导功能和控制功能，使科学造福于全人类。
综合来说，科学管理机构要在正确的科学价值观的指导下，进一步理顺科学运行机制：探索怎样使科学工作者更好地发挥作用，为社会服务，为科学服务；弄清是什么使科学工作者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无法为社会创造财富，无法促进科学的发展。科学家的行为是受动机支配的。只要给其创造一定的条件，他就会努力工作，沿着社会所期望的方向达到确定的目标。从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科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得从管理本身去找妨碍他们发挥积极性的因素。
科技政策应该把科研工作主要引向满足生产上目前和未来的需要，最大限度地促进科学、技术和生产的一体化，从而使科技政策成为经济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制定科技政策要更多地关注重要的社会需要，对研究计划进行“技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估测。看看研究是否将明显地对现有或已提出的技术有所改进，某一领域的发展是否会在另一个领域产生重要的结果，某项研究今后是否具有极大的社会应用价值等等。
科学和生产的有机联系是社会现代化的客观过程。但这个过程不是自发的，也不是自动的。目前我国科研成果转化率低是个突出矛盾，尚不及发达国家的1／3。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科学家要转变观念之外，科学管理机构应当是大有作为的。
需要明确和反复强调的是，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政策的制定如果没有科学的价值体系观念与之相配套，对科技的发展，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会构成相当的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