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前两年，大凡是熟识艾煊老先生的人，得知他赴美探亲不久即为病魔所迫提前返国的消息，尤其是得知他在美期间爱子于驱车探望父母途中遇车祸而亡的噩耗之后，便大都为艾老能否挺过人生这一关而深深地担忧。果然，这位当年新四军老战士、今日老作家，经过与疾病与命运的拼搏，在亲手编完了近700万字的文集，又为《钟山》留下一篇遗文《梦魇》之后，终于于8月10日清晨离开人世了。他的离世，似乎让我听到了文苑里一棵文学大树轰然倒坍之声，看到了天际一颗文学星辰从暗淡闪烁到逐渐消失的印痕。
艾老走了。带着他对生活的挚爱，对家人的眷恋，还有对文学的执着之情，年近八旬的他终于驾鹤仙逝了。
我非艾老的嫡系部下，更说不上是有过患难之交的朋友，但从精神、观点及性格、脾气上，倒好像颇为投缘，至少自认为有些共同话语，尽管我们的年龄和资历相差很大也很远。1939年当他17岁投身抗日革命洪流之时，我才刚刚出生；而当他写出脍炙人口的散文集时，我还只是一个学生。
是的，我对艾老的拜访与联系，只能是文学之缘，丝毫不带有任何政治或仕途上的功利。亦可说，是文人的正直清高气质和对文学的挚爱，使我对艾老多了几分尊重与钦佩，从而产生了心灵上的某些共鸣。
作为一名文学后辈，对艾老我可算是先见其文后见其人的。记得1965年底，我从安徽“四清”工作队回到北京文学研究所旋即被分配到当代研究室不久，我所读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艾煊的《大江风雷》。面对这部在当时很有影响，并被美国学者翻译介绍到国外的长篇，我情不自禁地从作品展现在眼前的新四军人物故事与清新俊逸的文学语言，联想到了它的作者该是怎样一个人。
及至1974年底我结束十年流浪在外的“文革”生涯回到南京，并读过艾煊的散文集《碧螺春讯》及后来的电影剧本《风雨下钟山》之后，我才有机会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作家，真正把其人其文联系在一起，有了一个完整的感性印象。而与艾老的真正接触、交往则是在1984年我从省出版局调到省作协，尤其是在艾老离开领导岗位，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之后。仿佛只有这时，我才能从心里撤除横亘在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屏障，以一个文学编辑和文学爱好者的身份去接触我所尊敬的作家。也只有在这时，我始能真正认识这位作家，并进而理解和读懂他的作品。
依我看来，具有像艾煊这样革命经历的作家亦可算是老革命老作家了，然而令我钦佩的倒是，他资格虽老，观念和心态却一点也不老。艾煊一生当过战地记者、报刊编辑、行政官员，1957年因“探求者”集团的牵连也下放农村当过农民，之后又担任省作协党组书记，然而他最看重的却是当农民、当百姓和当普通作家这段日子。省内外大凡接触过艾煊的作家、记者、编辑，都有这样的鲜明印象：有官位、官职却很少官话、官气。谈起文学论及社会历史来，则大抵兴味盎然，滔滔不绝，且观念绝不古板老化。作为《钟山》的编辑与负责人，在不同主管部门的处置下，我更能体会到这些不同主管部门领导同志的思想解放程度，所给予期刊的不同影响是多么明显。以至时至今日，我仍清楚记得1984年《钟山》转入省作协主管后，以艾煊为书记的作协党组对我们刊物的热情关怀和全力支持。
与艾老接触稍多的人都知道，艾煊委实是个不恋官位爱写作、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作家，因而大家都觉得，与其说他是位老革命、老干部，不如说他是位老文人，或文人气息很重的老作家。如果在官员与文人、做官与为文之间选择，我相信，他一定会选择文人与为文的。
艾老既非出生在官宦之家，亦非书香门第。近60年来，除了作为战地记者所写通讯，他之所以能创作、发表了近7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全凭的是他对文学的钟情挚爱，还有他的感悟和勤奋。他不愿在官场厮混，也无意参与文坛的纷争，他把毕生的主要精力和聪明才智都投入了文学创作。在解放后不到50年的创作时间内，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在位为官，还是削职、离休为民，他总是坚持创作从不懈怠。如果说，那本给他带来“艾江南”美誉的散文集《碧螺春讯》就是他受到“探求者”一案牵连，全家下放到农村之后不久的发愤之作与真情显现，那么，90年代之后他大量的充满正气和机智的文化散文，还有那一部部长篇小说，便更是这位老作家心灵、才情的再次喷涌与流露。
90年代中期，艾煊将自己近10年所写的散文随笔自费结集出版了一套丛书《烟水江南缘》，并且邀集亲朋好友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讨论会，会后又自费招待与会者吃了一顿简单的盒饭。作为与会者，我觉得，这既是一次新颖又意味深长的作品讨论会，也是艾煊最能展露自己个性与才情的得意之作。作为编辑和评论工作者，在此前后我曾参加过多次的作品讨论会，虽然这次讨论会开得最节俭最朴素，然而我始终觉得这实在是一次最成功最有特色的讨论会。
春节前后，我去艾煊家中探望病中的艾老。只见刚刚做过化疗的他面容消瘦头发稀疏，精神已大不如前了。可他仍在忙着编纂自己的文集。作为编辑的我，实在不好意思再向他开口约稿了，但归来不久，他打来电话，说最近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想交我看看。未几，这篇题为《梦魇》的文稿便托人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再后，便听说他老人家又一次病危住进了医院。前几日，当我与傅晓红代表编辑部去医院看望他时，他虽然头脑清晰，陪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但已是全身衰竭，气息奄奄了。
未曾料想，摆在面前的这篇《梦魇》竟成了艾老的绝笔之作。从医院归来，正当我再次拜读、编辑这篇文稿，准备交付《钟山》发表之际，忽闻艾老阖然去世的消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怎不叫人心潮翻滚、悲从中来？
艾老走了。值得欣慰的是，他给《钟山》给我留下了《梦魇》，给读者给历史留下了文集八卷。我想，编好这文稿这文集，便该是对他老人家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