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克隆人又一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前不久，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全面禁止克隆人研究的法案，欧盟委员会也声明反对克隆人。然而，与此同时，美国、意大利的三位科学家却极力主张克隆人，并扬言克隆人的实验已经在进行之中。对克隆人持不同态度的科学家进行了新一轮的交锋。有鉴于此，我们特地走访了国内有关的专家学者。
许启贤（中国伦理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最近，意大利安蒂诺里等人公开宣布要克隆人，这是对人类自身尊严的公然践踏，是对人类伦理道德的疯狂挑战。我表示坚决反对。人是动物长期进化而来的灵长类，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中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具有特殊的生物性、社会心理、社会行为和社会特性的集合体。这种特定的人是克隆不出来的。实验室里克隆出来的人不是真正的人，它没有人的个人特殊品格，失去人的尊严和人的多样性。由于克隆出来的人不是父母所生，是无性繁殖的。因此，真正的夫妻、父子等家庭伦理社会关系也都不存在了，这种“克隆人”在道德上、法律上是无法定位的。克隆技术一旦被一些人滥用，还会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后果。我认为，能为人类造福的克隆技术可以进一步发展，但是克隆人必须禁止。
高崇明（北京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克隆人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克隆人技术难度大，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很难，即使将来有那么几个克隆人来到世界上，也不见得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其次，人们对事物的接受也有一个过程，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是可以改变的，现在接受不了的东西，将来不见得不能接受。最近，一位父亲写信说，他5岁的儿子因患白血病死了，这位父亲悲痛万分，迫切希望国家的克隆技术快速进步，成为第一个受益者。要求克隆自己死去的孩子不能说不合人之常情吧？
再次，科技的发展有自身的内在规律，细胞技术的发展是挡不住的。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克隆技术是一项十分有用的技术。即使对克隆人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敢断言人类社会根本不需要搞克隆人。克隆人的研究会对解决发育生物学中某些理论问题提供契机，也可能会提供对人类很有用的技术。对于克隆人不要总想着伦理、法律和道德，这些极易束缚科学家的手脚和创造力。
一些国家对克隆人的舆论导向及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都十分谨慎，因为这些关系到本国科学家在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技术方面能否抢占到制高点，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国的各种评论应慎重，我国的立法也应慎重，不要使科学家受到压力。
范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尽管科技界对于干细胞研究能够为人类带来的好处，以及如何防止其危害做出了说明，并坚持认为科技的发展有足够的能力拯救人类自身，而禁止干细胞研究将会对科技的发展乃至人类的进步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然而必须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科技的发展带来的每一项重大成果在利用不当时往往都会同时给社会带来重大的社会影响，人类已经对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由于这些问题属于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科技问题，因此，并非用科技手段能够控制和解决。尤其是一旦科技成果被巨大的商业利益和恶势力所控制的时候，其恶果往往不是其发明者所能预见的。人类社会有必要严肃地对待克隆人的问题。
人类社会在自身的发展中需要不断进行自我控制和制约，对于科技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制约机制。人类科技的发展最初是受到自身能力的限制，随着人类能力的不断提高，道德、宗教等社会心理方面的制约就日益重要，科学家的职业道德、科学伦理使得他们能够受到道德底线的制约。然而，当道德标准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严重分歧，不足以制约某些行为时，社会就不得不依靠法律来规范科学研究的行为和方向。道德和法律确实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性正是价值所在。在没有足够的能力防止科技带来的负面的社会问题时，采取相对保守和稳重的态度，就是当前各国法律对待克隆人的态度。实际上，法律并不能阻挠科技的发展，但可以对其提供引导和限制，由此争得充分的准备时间和心理、制度准备，以便充分和估计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趋利避害，建立一套可操作的制度和规则，而这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法律对科技发展所能控制的手段包括：其一，不加规定或禁止，任其自由发展；其二，全面禁止，违法者将承担法律责任；其三，允许（例如允许干细胞研究），但是，制定出详细的限制和制约规定。目前，多数国家处于第一种状态，少数国家正在着手进行立法，其中包括第二、三种政策。应该说，第三种方式是最科学的，但也是最难的，在尚未做好充分的论证和研究之前，不能轻易出台。同时，由于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科技管理体制不同，并不必都采取同样的方法。此外，科学家的道德自律，也是重要的制约机制。
从长远看，最重要的是如何将研究成果从试验阶段转向实际应用，防止商业利益和恶势力使其偏离方向。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许，有关克隆人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不管怎样，人类都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趋利避害，合理利用，使之朝着更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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