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史学，是涵盖极广的学问，地理著述属于史部的一个分支。古代中国的舆地著述，主流上确以兼述地理与历史为特色，而将历史与地理的内容有机地结合，当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为典型，正如他所自称：“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纪要·凡例》）可见，这是一部系史于地、史地融汇的千古名著。
顾祖禹（1631～1692年），字景范，江苏无锡人。其父顾柔谦学问渊博，遭明末亡国之变，携祖禹隐居常熟虞山。他认为明亡的原因之一是当事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关河天险委而去之”，因此嘱令祖禹研习史地之学，特别要关注“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纪要·总叙一》）。祖禹谨遵庭训，以毕生精力撰成《纪要》一书，此外尚有《古今方舆书目》、《宛溪诗文遗稿》等著述。
为撰著《纪要》，顾祖禹博览众史，搜集和研究历代舆地之书，《古今方舆书目》即为阶段性成果。他对历代史地著述精细考核，“误者正之，甚者削之”，辨讹存疑，务求实确，在史地考据上取得杰出的成就。在《纪要·凡例》中，他还对历代正史《地理志》和名家舆地著述一一作出总括性评述，指明其特点、成就和不足，显示出集千古舆地著述之大成的学术气魄。《纪要》130卷，附《舆图要览》4卷，280多万字。正文卷1至9为《历代州域形势》，按历史顺序叙述历代疆域、区划、地理沿革以及相关的史事，起自上古，终于明代，引述历代史论，评议地理形势与兴亡成败的关系。这一部分是全书的宏纲大线。卷10至123按明朝直隶、南直隶（江南）和十三布政使司的行政区域，顺次考述政区、城镇、山川、关隘等等，明其沿革、形势，系以历代史事。这一部分为全书的主体，内容丰富，考证精详，特别突出各地区位与军政态势的关系，从而使本书具有军事地理著作的特色。
实际上，顾祖禹贯彻的乃是经世致用的著述宗旨，自言“是书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时人评其书为：“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鉴远洞微，忧深虑广，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有志于用世者，皆不可以无此篇。”
顾祖禹格外重视政治兴衰的地理因素，但不夸大地理因素的作用。他认为舆地图书具有全局性、战略性作用，需要事先“知之于平日”，“而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但具体的地利应用，不能刻舟求剑地专恃舆地图书。关于学术“知古”与“知今”的关系，他认为“夫古不参之以今，则古实难用；今不考之于古，则今且安恃？”若要知今，“亦必考前人之方略，审从来之要害”（《纪要·凡例》）。这些精辟的论断，闪耀着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火花。
明末清初，实学大畅，而治学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顾祖禹以个人之力独辟一条把握历史地理全局的学术路径，其难度之大，非一般人所敢望津，同时代的学者魏禧即称《纪要》为“数千百年所决无仅有之书”（《纪要·魏禧叙》）。《纪要》的《历代州域形势》部分，康熙五年（1666年）即率先以5卷本形式刻行于世，但迟至嘉庆十六年（1811年）才刻印全书。不过，同时代的彭士望、魏禧、熊开元、吴兴祚、刘献廷等人皆曾赞誉《纪要》，学界将之称为当世“三大奇书”之一，则应早有一定程度的传抄流行。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正目、存目都只字不提顾祖禹及其著述，却应用《纪要》的学术成果校定其官修《明史》。《四库全书》本《明史》的《周尚文传》、《杨博传》、各《土司传》等等，皆多次依据《纪要》订正地理沿革和地名，说明《四库全书》馆内是拥有《纪要》全书的。查《纪要》中并无攻诋清廷的文字，而仅用明朝行政区划为撰述纲领，记事亦止于明代，乃以视清朝为无物的方式恪守其遗民节操。清官方既无法禁毁和贬低《纪要》，也只能以视之为无物的形式相回报。然而，《纪要》以体大思精、资料丰富、考释详确的成就享誉于学术界，它本身的某些局限与讹误、以及《四库全书》的排斥，都不能遮掩其学术价值。时至今日，地理地貌、社会人文皆发生巨变，《纪要》的内容已不足以适应现代政治、经济活动的需要，但在历史地理的学术研究中，仍为不可或缺之书，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