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个世纪是中国画由文人画转向新国画的嬗变期，异军迭起，名家辈出。然而论多能兼善、横跨传统与现代而游刃有余者则首推张大千。近日，由海峡两岸历史博物馆首次共同举办的《张大千绘画艺术回顾展》使我们有机会再一次面对这位世纪艺术巨匠的非凡创造。
张大千以卓尔不凡的实力，早年就在国画界获得崇高地位，以“南张北溥（心）”之称驰誉画坛，桃李芬芳，弟子遍及海内外。他有很高的国际声誉，60年代，曾获国际杰出美术家称号，西方绘画大师毕加索也为之心折。由于他在当代中国画界的崇高地位和广泛影响，不仅海内外画家仰之如泰山北斗，更为习画者所宗法，然而不少人仅是袭取皮毛而遗其精髓，我们究竟应从张大千哪里汲取哪些营养，此次画展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张大千的中国画脱胎于传统，他早年曾对清初提倡师法自然、极富创造性的石涛进行过刻苦的心摹手追，取法乎上。当年，他仿制的石涛山水，曾使鉴赏名家误认为真迹，可见其用功之深。此次展出的作品，无论长卷巨幅如《蜀山图》，还是小帧册页，都体现出石涛构图奇崛、笔法恣肆的特色。
张大千还对民间艺术作过精深探求，这在他的人物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抗战期间，他曾至敦煌考察研磨三年之久。这段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仕女、人物画风貌，使他在20世纪中国人物画中别树一帜。此次画展中的《南国仕女图》和《山谷老人听琴图》中的仕女与黄庭坚面部丰腴，充分体现了唐代风韵。
尽管有人曾对张大千的仿古颇有微词，但历史上任何一个有成就的中国画家都对传统技法有着精深的造诣，这是中国美术史上不争的事实。学习中国画从传统入手看似纡曲，实则为不二法门：基础坚实，建筑自然稳固；否则如沙上筑塔，或可炫耀于一时，但却终归乌有。正如石涛所说“借古以开今”，换一个说法就是继承传统方能推陈出新。这是张大千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张大千的花鸟画大多属勾花点叶的小写意，笔墨清新，设色雅逸；而所画墨荷则别具一格，画展中的《荷花四通屏》、《水殿暗香》一为立轴，一为长卷，但都水墨淋漓，神完气足，与其山水画笔墨同一机杼。纵观张大千作品，无论是山水，还是花鸟、人物，无论是阔笔还是细笔，都是笔精墨妙，至晚年更是炉火纯青。
笔墨既是中国画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更是中国画的灵魂。没有了笔墨这一中国画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和审美特征，也就从根本上泯灭了中西绘画的区别。民族艺术必须要有民族的表现形式，坚持笔墨传统，这是张大千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最令人称道的是，张大千从不固步自封，而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既有传统的精髓，又具时代的风貌。特别是晚年所作青绿泼彩泼墨山水，法兼中西，墨彩交辉，抽象具象，浑然天成，为中国山水画开出一片新天地。画展中的《夏云飞瀑》、《泼墨群山》彩墨淋漓酣畅。虽然这些作品注重西画强调的光影，突破了中国画固有的格式，但无庸置疑的是，这些作品不仅未失笔墨情趣，而且是纯然的中国气派。
自80年代以来，泼墨泼彩在大陆几成时尚，然而东施效颦者多，除宋文治等少数画家蹊径独辟外，大多食人残羹，极少新意。中国画当然不能固步自封，对西方绘画我们需要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但那是以其营养，健我肌体，而不是生拼硬凑，非驴非马，更不是取而代之，面目全非。坚持传统而又兼收并蓄，这是张大千给我们的第三个启示。
画展中的79幅作品虽然仅是大千先生数十年心血的极小部分，但尝鼎一脔，于此可见大千先生宏深博大的艺术成就。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归根结底在于他视绘画为生命，终生进取不辍。
近年内地习国画者与日俱增，然而一些人“功夫在画外”，借此网罗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拉扯各种各样的领导、专家，借助雾里看花的洋人，还未弄清笔墨为何物，就敢大言不惭地妄称“×王”，还仅涉足国画点滴，就敢自我加冕为“大师”；再加上一些非专业的吹捧，不负责任或外行的炒作，假画铺天盖地泛滥成灾，真所谓虚火升天，斯文扫地。国画艺术是寂寞之道，无终南捷径可走，不可能有速成秘方；不经过几十年沉潜研习，多方面提高素养，势必难成大器。这就要求从艺者能摒绝杂念，在墨海中立定精神，不为形形色色的物质利益所诱，不为任何对民族传统妄自菲薄的言论所惑，方能或有所成。摒绝名利才能学有所成，这应是张大千作品给我们的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