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和载体，是国家调节经济的枢纽，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政权稳固和人民生活稳定的重要因素。金融风险一旦爆发，必然具有关联性、全局性和灾难性。因此，我们必须把加强金融工作，化解金融风险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任务来抓。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逐步明确定位于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金融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必须看到，我们目前面临的金融问题仍很多，有的甚至十分尖锐。突出的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进程中，信贷资产质量问题作为转轨成本的凸现，资金沉淀逐年增加，成为我国当前金融风险集中的反映。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上海市化解信贷风险的努力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也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1）调整经济结构为化解信贷风险创造基础。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上海大力调整传统产业结构，兴办第三产业，原有的国营经济彻底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经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资产负债率从75％下降到46.5％。结构调整的资金源于对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企业融资渠道从银行统包到“四龙吞吐”，从而基本完成了对原有国有工业的“资金嫁接”：一是资本市场发挥了重大作用；二是大力引进外内资；三是有组织开展土地批租；四是银行贷款累计增加3000亿元。近两年，上海针对上市公司中存在的问题，通过股权转让、资产置换、收购兼并等多种形式进行资产重组，进一步提高了上市公司绩效，推进了国有股的减持。35％的国有企业实现多元投资，近1000户国企通过产权交易所成交700亿元。这些大大缓解了间接融资的压力，直接减轻了企业的负债包袱，化解、分散了银行信贷风险。
（2）政府职能转换是化解信贷风险的前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市政府在不断的体制创新中，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们认为，上海城市功能的定位，从推进长江流域经济开发区角度讲，应该成为一个商品和生产要素大流通的中心。为此政府在营造投资环境、组织市场建设、加大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上下了很大气力，不去干预企业具体的经营活动。这种政府职能的转换和定位，使政府行为和银行业务决策运作出现在不同层面上，避免了政府对银行业务的干预行为。遵从市场法则，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市场选择，银行有了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灵活、广阔的发展运作空间。同时充分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中发挥“货币作为第一推动力的作用”，这与那些动辄召开“现场会”、“协调会”、“办公会”，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负责，拍屁股走人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反差。后者往往是干部升迁、调动一走了之，沉淀下来的是大量国家信贷资金。
（3）社会信用的建立是化解信贷风险的保证。上海市在金融信用问题上采取了切实举措。如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组建初就提出了建立金融安全区的要求，并正在大力完善其市场信用建设。上海银行业建立了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个人信用联合征信系统、票据安全查询系统，这无疑推进了社会信用制度的建立。
（4）银行改革、创新、发展是化解信贷风险的关键。上海银行业认为，制度创新是商业银行发展的前提，管理创新是商业银行发展的保障，科技创新是商业银行发展的核心，产品创新是商业银行发展的依托。这四条与化解信货风险都有直接联系。创新可以全面加强银行管理，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减少投资沉淀。上海工行在管理创新中实施资产负债管理、财务管理、新产品开发、信贷审批、内部风险控制等五个委员会协调工作制度，依靠专家、民主决策，全面加强信贷活动的授权管理、授信管理、流程管理、制度管理，建立起调查、审查、稽核三道防线，近三年发放的贷款风险率只有1％左右。
诚然，上海化解信贷风险工作中也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信用环境的建立有待进一步治理落实，上市公司资产重组也要防止信贷悬空等等。但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一是化解信贷风险是一项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必须政、银、企联动，各司其职，综合治理，从解决经济问题入手，推动金融问题的解决。二是化解信贷风险必须有发展、动态的眼光，要正确处理好防范风险与发展经济、强化信贷营销与风险管理、提高质量与效益的关系，只有经济发展了，金融发展了，才能化解风险。三是要处理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用“资金嫁接”的办法解决银行统包资金体制下形成的企业负债过重，银行“短贷长占”的问题是一个好办法，但要坚决纠正集团背债、悬空贷款，股份嫁接、金蝉脱壳等作法。四是要按照总行“疏导、堵漏、清淤、综合治理”的思路，彻底查清家底，合规稳健经营，提升管理水平。对历史遗留问题搞数字游戏是典型的短期行为，违规经营很容易搞垮一个行。五是要营造宏观环境，改革财务制度，减轻税赋，充实资本金，按国际惯例建立拨备制度，帮助商业银行涵养实力，逐步消化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体制转轨中资金沉淀成本。
总之，只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管理水平，扎实工作，就一定能够有效化解包括银行信贷资金在内的各种历史包袱，发展壮大商业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