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绶
王绶，1923年生于福州。著名射电天文学家，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名誉台长。
4岁念私塾，间上小学，13岁在上海考取马尾海军学校，1946年考取伦敦皇家海军学院。后对天文学发生浓厚兴趣，通过自学进入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1953年回国。
记者：听说这两年由于你和众多科学家的倡议，做成了这样一件事情：让一些优秀的高中生走进一流的科学群体，参与和亲历科学研究。这么好的创意是怎么来的？
王绶：多年前我接触过一些特别爱好科学的苗子。我时常想，当年那些可爱的小孩子现在哪里呢？恐怕很多都流失了，想到这些心里多有不安。科教兴国，我们这些中间层次责任很大，对这些可造之才该怎样加倍珍惜，把他们引到我们的科学圈子里来呢？
按一般规律，科学家在他的“主领域”创造性成就的高潮一般在30岁左右，启动的时间更早。例如，牛顿23岁，爱因斯坦早于26岁，应当让我们的科学苗子二十三四岁左右就进入角色。十六七岁正是他们开始探索人生、“自我发现”的“志学”之年，特别需要加以引导。而我们一度对他们引导得太少。如何做好这件事，在政府，是谋国方略，在科技界，则是一种严肃的社会责任。
有些人的天赋显露得早，应该承认差别。对那些“可能的科技苗子”，让他们置身于科学气氛浓厚的环境之中，在发挥科学敏感性和创造性的初始阶段就得到启迪，求师交友，接触各种科学机遇，他们会因为在这个关口得到社会的关怀和前辈的提携而终身受益。
记者：你强调的这种环境应该不是一般的参观、听报告、人为操作的环境吧？
王绶：当然不是。光靠听报告，没有交流和体验，学生不“主动”。我们教育的问题之一是学生缺少“主动”，在功课和应试压力下“被动”惯了。因此要设法给他们一个开放的、天然的科学环境。这种环境是“科学社会”做成的，这在北京可谓得天独厚，有多个国家一流的科研院所，集中了那么多有造诣的科学家，几百个院士，所以有条件做起来，为强调宽松叫作“科技俱乐部”活动。爱好科学的孩子都有崇拜科学家的心理，我们做的是给他们提供接触科学家的媒介。
这个活动选择在一流的、能做表率的实验室进行，并要让孩子们有参与感。具体是让他们用假期和另一些课余时间，考察一个执行中的科研项目并参加部分实验，主要目的一是让他们体验贯穿在科研过程中的科学思想和方法；二是实行“主动学习”。体验思想方法必须自己思考和探索，由科学家设置教案、介绍参考文献后，学生三五个人一组，查阅资料，集体讨论，提出问题、见解，然后在考察中接受指导并与科学家讨论。科学家着重在要点处留给学生思考空间，引导“举一反三”。这种实践有助于跨越常规的“受业”心态，养成“致用性”很强的主动意识，调动内在能力。
这个过程重在体验，而不只是学习科学知识本身。就好比学军事的人参加演习，不单单是为了训练开飞机开坦克，而是要求胸有全局，知道仗该怎么打。学生们因此知道上辈人在做什么，国家需要什么，科学家是怎样做事的。科学精神是要讲的，但必须靠熏陶。
记者：选拔这些苗子为什么放在高中而不是初中？
王绶：初中阶段当然也应发现特长、引导发展，但更重要的是综合素质的培养。怎么引导，我了解的太少，没有发言权。不过有一点感觉，年龄小的“特长生”过早集中，容易受到格外宠爱，要避免由于过分表扬而变成“优越孤立”。高中阶段比较成熟些，“特长教育”可导致“学然后知不足”。不论初中还是高中，发现特长千万不要捧、“炒”，把他们变成王安石笔下的仲永！
记者：这项活动主要安排在节假日和寒暑假，这对于备考大学的高中生来说是否比较困难？
王绶：这正是其中很大的一个矛盾。主要是这种活动没有功利。这些孩子虽然不愁考大学，但是有考试就有竞争，有名次问题。原则上可以超脱，但实际上孩子们难，家长也难。大家为了免考保送大学热衷于“奥赛”，其实这种鼓励值得商榷。因为“应赛教育”与“应试教育”没有区别，比如方法上也是“压题”。“压题”有一个大家忽略的坏处，就是带有揣摩人意的性质，这不是治学的正道，背离科学原则，是不足为训的。我们当然不反对竞赛，但竞赛要好好和主流教育相结合才行。
所以这个活动需要探索一个比较好的推荐的办法，让其中一些好苗子解脱出来。比如说由教育家和科学家组成小组推荐。（摄影：侯艺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