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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议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

2001-11-27 来源:光明日报 王亭亭 张胜利 我有话说

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由于空间关系、经济地理的特殊性和两市一省经济、社会、文化、民俗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具有人缘、地缘和业缘密切关系的经济统一体。根据国家计委发表的一份经济发展报告,京津冀地区是我国七大经济区之一——环渤海经济区的“核心层”,实际上是将京津冀作为一个经济统一体来对待。除了经济要素交流密切之外,自然环境的一体性、基础设施的连贯性,也充分表明了三地区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会因为行政区划而中断。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第一,京津冀经济统一体具有鲜明而典型的系统完整性,这是由三方经济关系的特殊性决定的。具体表现在:①地域上的相邻环绕与行政区划的平行性。三省市作为平等的省级关系同时存在于一个区域内,并且还并列着两个地域相邻的特大城市,这在区域经济史上是不多见的。②三方行政关系的多重性和叠加性。从表面上看,京津冀是一种中央和地方、首都和地区的一般关系,但从深层次看,还存在着比较复杂的多重关系和交叉关系。比如,北京与河北既是中央与地方的一般关系,又是并列的同级关系;河北与天津既是同级关系又是直辖市与地方的一般关系,而天津与北京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多重关系。③经济关系的内在渗透性与互为依存性。由于地域相邻的特殊条件,使三方的经济关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这一特征可以从三省市经济往来与合作关系的频繁程度得到印证。第二,京津冀三方经济关系客观地存在着由经济素质、资源结构和区域分工规律决定的“级差”,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产业结构的“梯度差异”。事实表明,从京津二市进入河北省的生产要素附带着较多的资本和技术,从河北省进入京津二市的生产要素价值含量较低,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该地区结构性的内在联系和比较优势的替代关系。

最近,为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研究》,我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调研发现,由于受到历史的、行政的和地方经济利益等因素的深刻影响,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目前还处于自然发育阶段,从而造成了产业结构重叠、资源配置低效、市场建设无序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不下大力气克服和解决三省市区域经济的失衡缺陷和经济结构存在的深层次矛盾,把一体化尽快上升为各地政府发展战略目标的高度,那么,这一地区将无力也无法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世界区域集团的竞争对京津冀市场环境造成的强烈冲击与巨大压力。

从发展现状看,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紧迫的。第一,京津冀区域经济关系与一体化发展虽然经历了近20年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但大都停留在民间自发和理论说明这一层面。这种自发的、缓慢的一体化现状,与发展变化了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是极不适应的;第二,京津冀区域经济系统中存在的“地区拖累”问题不容忽视。所谓地区拖累是指高梯度地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过多地受到来自低梯度地区“软硬环境”的约束和牵制,从而影响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和节奏。事实表明,近年来京津二市在自然环境、基础设施、产业转移、人力资源以及扶贫开发等方面对河北省的“关照”,就带有明显的“补课”性质,也是对地区拖累问题的一种觉醒与反思;第三,从京津冀所处的经济地理圈层与战略地位来看,由于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国内生产力布局由南向北推移,这些发展机遇都为京津冀区域的能量聚集和跨跃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再加上这一区域独特的区位优势、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经济实力,全国一流的技术装备和科研环境,不仅是我国目前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七大经济区之一,而且有可能成为推动我国北方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增长的“引擎”。由这种战略定位进而也提出了加快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历史性课题。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京津冀经济关系的演进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将继续显示出日益复杂的态势。1978年以前,由于京津冀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相互交织,以及政治、经济、体制与大城市发展规律等因素的相互影响,导致了这一时期区域经济的失衡和畸形发展。特别是区域经济系统中的内在联系由于缺乏动力,使其经济发展始终停留在一个低级而松散的层面。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京津冀区域经济进入了一个产业结构急剧变动时期,各地区根据自己的发展战略目标、经济结构调整路径、体制创新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实施,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中期的主要目标。三方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在这种产业重组和市场化的磨合中确定下来,由过去各自为政的以竞争为主题的关系转为互相依赖在竞争与协作中求发展的初步一体化关系。进入新世纪以后,京津冀将进入经济一体化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为京津冀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一阶段,三方政府和企业的行为更加理性,确立共荣共存的良性关系和最终实现一体化已经成为三方共同的选择。为此,三方政府和企业应通力合作,在更高层次、更广的范围寻求实现一体化的有效途径;要在统一目标指导下调整各自的发展战略,以实现系统的整体优化;同时要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实现整体性的升级优化。唯此,京津冀地区才能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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