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曹禺访谈录》，总使我思绪万千，不能平静下来。正像唐朝诗人元稹在《遣悲怀》中写的那两句诗：“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在《访谈录》中田本相先生尽量把曹禺先生思路的跳跃性和常用的语汇，如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使人看了感到，仿佛曹禺就在你面前，坦坦荡荡和你说着心里话，是那么亲切，那么贴心。
我同意穆凡中先生在序中写的那段话：在“访谈”过程中，曹禺先生说了很多“掏心窝子”的话……本相先生的“访”和曹禺先生的“谈”，是一个相互诚恳理解和心灵贴近的过程。确实，曹禺先生对本相先生是深刻地理解，绝对地信任，才能这样推心置腹地谈他的人生经历和对人生的感悟，以及他的创作历程和对艺术的真知灼见。我十分佩服、尊敬田本相先生的这种严肃、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更付出了艰苦的劳动，继《曹禺传》之后又把这本《访谈录》奉献给读者。正如杨景辉先生说的：“这部《访谈录》真实地记录了曹禺的方方面面，同时也真实地记录了他的足迹、他的汗水、他的心血，他的种种说不尽的辛劳……值得我们欣慰的是，它为他的研究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十分难得的资料。”我想再补充一句，这部书还渗透着他对本相先生肝胆相照的情谊，和他俩人的心血与智慧。
《访谈录》中曹禺先生的谈话，对中国现代文学和近代戏剧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现实的指导意义。不仅于此，这部《访谈录》也真实地记录着“五四”以来，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在黑暗旧中国，探索着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的整个人生历程。曹禺在前辈的影响下，以戏剧为武器，呼号、呐喊、抨击、诅咒那个吃人的旧中国，展现他对未来的向往和美好的憧憬。在《日出》开头，他就用老子的“道德经”喊出心中的不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损不足以奉有余。在《日出》的跋中，他更忿懑地诅咒，他渴望听到平地一声巨雷，把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甚至借用《商书·汤誓》的话：“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你何时死啊，我和你一块死去！他愿为砸烂那个魑魅魍魉的旧世界去献身！去死！所以他才能在抗日战争一开始即带领剧专的同学们，一路上敲着锣，吆喝着演“街头剧”宣传抗日；他才能耐得住清苦，啃着大饼，在衣不御寒、食不果腹的情况下，拳拳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因此，他才能在新中国成立后，满腔热情，甘心情愿做着许许多多他不会做、不熟悉的工作，辛勤地奔忙着。而恰恰他忽视了自己手中的笔。这确确实实是那个时代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普遍的现象和心态。
随着不断的运动，从《武训传》到“文化大革命”，在这本《访谈录》中，曹禺先生坦荡地说：“我虽然没当上右派，但我的心弄得不敢跳动了。”这也反映出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情。
在50年代，他把自己的剧本做了些修改。有人在文章中曾提出，当时对曹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仿佛说他在取巧。在这部《访谈录》中，他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是受了周扬同志的影响才改动他的剧本。到了晚年，他对自己的创作有了自己的尺度，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有他的见地，因此，才想写些散文，把自己的创作来个“盖棺论定”。可惜，他的身体不允许他做了。这真是太遗憾了！
在《访谈录》中，能看出曹禺是热情洋溢、十分爱朋友的人，是极肯帮助别人的人。从他在剧专和同学们的关系，和黄佐临夫妇的关系，和张骏祥先生的关系，以及对吴祖光先生的第一个剧《凤凰城》，他都给予了极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后来一个个运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了，有了防御。他在病中诗中写道：“如果戴着盔甲说话，我怎能亮出我的心。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火热的人怎敢与我接近。我愿死一万次再不愿终身这样存有戒心。”（1998年病中）这首诗可以看出，曹禺对历次运动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是多么痛心！
这本《访谈录》，田本相先生走访了那么多曹禺先生的朋友、同学、学生、亲人甚至连他侄儿的奶妈、他继母的干女儿都走访到了。虽然事隔多年，难免有些遗漏或与事实稍有点出入的地方，而每个人又都有个人的局限。但无论如何，这些访谈是十分珍贵、十分可靠的资料，从各个方面反映出了曹禺先生的面貌。20多年过去了，许多人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健在的朋友也已到了耄耋之年，或无法回忆了，更觉得这本书弥足珍贵了。
穆凡中先生说，“曹禺这位大师带着来不及挽回的懊恼，和说不尽的感慨，走了……”我想，这本《访谈录》中，处处闪烁着曹禺对人生、对戏剧、对祖国文化的远见卓识和坦荡胸怀。也许稍可弥补先生的懊恼与感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