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接连出现在不少地方媒体上的有关色情或暴力“口袋书”的报道令人心焦。继年初不良“口袋书”惊扰各地校园，主管部门全力查禁之后，这种在青少年中广为流传的非法读物似乎正再度呈泛滥之势——
在重庆，充斥大量暴力或变态畸形恋爱内容的日本卡通或言情“口袋书”大量出现在街头书摊上；
在广州，描写不健康男欢女爱、卿卿我我的“口袋书”使学校附近的书报摊、租书店生意红火；
在徐州，许多情节描写污秽不堪的黄色“口袋书”就在当地市郊农村的一些小印刷厂印制而成，然后在该市一些大的商品批发市场中的图书摊点销售，近两年，在校园中甚为流行。
中国少年先锋队工作学会对两大城市部分中小学生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含有隐瞒成份的前提下，“口袋书”在被调查者中的阅读范围为59.9％。调查表明，学生看“口袋书”的途径多为同学间传阅及从一些小型书店或“动漫专营店”购买。他们经常利用上课时间，把这类书夹在课本里阅读。一套十几本的“口袋书”两天之内就可在半个班的同学中传阅完毕。
“口袋书”隐蔽性极强，它们大多运用中小学生喜爱的漫画形式，从开本、印张、内容到发行渠道，都充分考虑到中小学生的生活、购买和阅读习惯，因此，即便成人有所察觉，一般也只认为是普通的漫画书而已。除卡通漫画型外，非法“口袋书”还有纯文字型，前者以色情、暴力、迷信、同性恋内容为主，男女生均购买；后者侧重言情、色情、同性恋内容，多为女生购买。它们大多由不法书商假冒或伪造港台出版社名义出版，不同的图书共用一个书号，印制粗劣，价格便宜，一个系列包含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事实上，非法“口袋书”自1998年现身内地以来，一直是各级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关注、清缴的重点。在全国“扫黄办”制定的2001年度全国“扫黄”“打非”行动方案中，查缴以青少年学生为读者对象的日本色情卡通画册和64开本“口袋本”被列为本年度主要任务之一。然而，从全国范围看，短期内管理部门对非法“口袋书”的打击行动似乎仍未使不法书商收手，花样翻新的各类非法“口袋书”以更为隐秘的方式流散于不少地方。为此，有关人士分析指出，需求及暴利是“口袋书”难以扼制甚而泛滥的原因。一方面，这类“口袋书”满足了中小学生对性知识的好奇和渴求，因而在青少年中很有市场；另一方面，由于暴利的驱使，许多不法书商不惜违背良知，铤而走险，引诱中小学生进行不健康阅读。而从管理的角度看，随着不法书商盗印手段及技术的提高，其图书流通渠道的日趋隐蔽，管理部门对制造、贩卖、销售非法“口袋书”的调查、取证、查实和认定工作也越发艰难。据全国“扫黄办”有关人士透露，近年来全国“扫黄办”接到了不少有关“口袋书”的举报电话和举报信，各地查的挺多，但最终落实的很少，原因就在于现在不法书商大多跨省贩运，管理部门只要在一地行动，另外几地就有所反应，证据也随之
销毁，结果使很多案件无从追查。与此同时，对非法“口袋书”稽查上的困难还来自全国各级管理部门普遍存在的市场监管机构、人员、手段及设备的不足。从目前的情况看，大规模清缴非法“口袋书”主要凭借有组织、有计划的市场集中行动，由于缺乏日常监管的有力配合，难以对非法“口袋书”实现有效控制。而现在，从全国“扫黄办”到各地出版物市场管理部门共同面临的是人员、机构不健全，经费、设备相对匮乏的窘境。据介绍，由于机构调整，目前许多省地市的出版物市场管理队伍被削弱，力不从心是大家普遍的感受。在这方面，北京市的情况倒颇值得研究。据介绍，自1999年9月“口袋书”在北京出现，北京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就采取果断措施坚决予以查缴。今年初，“口袋书”欲呈泛滥之势而引起北京市媒体及社会各界的关注，为此北京市“扫黄办”将其列入今年“扫黄”“打非”行动的重点之一，专门成立领导小组，各级管理部门均加大查缴力度，采取集中行动结合日常监管督查的办法，几个月内就使“口袋书”在北京市场得到了有效控制。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稽查执法大队负责同志认为，北京市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市政府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在人员、经费上给予充分保证，同时在文化市场管理中成功地推行了统一执法模式。在此基础上，各级执法部门创造性在开展工作，有效地调动了人力、物力资源，使管理网络和队伍在集中行动和日常监管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用。
全国“扫黄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对色情、暴力“口袋书”的查缴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长抓不懈，而要加大查处力度，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加强对出版物市场的日常监管，通过建章立制，强化稽查管理水平；同时加大对街头游商的打击力度，加强对印刷企业的管理，特别要加大对非法小型印刷企业的查处、惩治力度。据悉，完善出版物市场日常监管的有关方案目前正在起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