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坛上十分抢眼，从畅销书写作到影视作品改编，越来越多的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走进人们的视野并成为关注的焦点。当然，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其中一些作品也引发了颇多争议。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门研究女性文学的女学者，谈谈对女性文学的看法。在这里，“女性文学”特指女作家写作的、以女性为主要人物的小说。
主持人：这些年来中国女性文学非常活跃，不仅很多成名已久的女作家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而且不时有新人亮相。应该说，女性文学已经成了中国文坛和图书市场上最为活跃的因子之一。两位嘉宾如何看待女性文学繁荣和其发展走向呢？
荒林：其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女性文学就已经开始兴起，它和90年代至今的女性文学一道形成了前后两个浪潮，两者在势头上旗鼓相当，但在表达重心上却有所变化。探讨社会改革、社会竞争进而思考女性的处境，这是80年代女性文学的主要思路。如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反映的就是80年代中国社会最触目的改革问题；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虽然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女权主义小说，但其写作的重点并不是为女人争取更多的权利，而是以社会竞争导致两性角色日益分化为背景，从社会的困境出发关注女人所面临的困境。相对而言，90年代后女性文学则较多注重自我表现，或直接叙写女性的处境和问题，或通过女性形象塑造揭示女性的困境，在写作手法上有意识地突出了女性特有的生命体验，如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就被认为是这个时期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张洁在90年代写作的《世上最疼我的人去了》、《无字》等大部头作品同样也体现了这一特色。我认为，这样的转变体现了女性文学的成长，而这一成长背后是女性主体的日益成熟。
王红旗：的确，女性文学繁荣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女性意识的渐渐成熟，并自觉地将其转化为写作行为。从外部环境来看，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是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一个契机。这一年出版的女性文学作品、女作家作品研究专著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引介数量之多是空前的。
当然，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版商对女性作家作品的“包装”和炒作的升温，也促进了女性文学的“繁荣”。但是在这一“繁荣”的背后还隐藏着“别一种动机”。
荒林：我想，所谓“别一种动机”是指对女性文学的“市场需求”在增加，随之而来的商业运作不仅影响了女性文学的出版甚至直接影响到女性写作。而这个“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以男性为中心的审美情趣左右，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写作和女性体验成了被消费的对象。对此，我认为，女性文学无法回避市场，但如果能建立起更加健康的审美机制，女性文学繁荣就更具意义了。
主持人：“她的小说被号称是‘用身体写成的小说’，她作品的自传色彩更是引发了人们对她私生活的关心，这使她的知名度越发提高，同时也孕育了一种危机，使得不少人忽略了她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和作家独特的道德观。”这段话摘自最近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丛书中对某日本女作家的相关评论。这和我们曾面临的很多争论惊人地相似。而在以往男性作家的作品中也有关于性的描写，但似乎从没有引起过如此强烈的反响。
王红旗：应该看到，某些所谓的“女性体验”是一种纯粹无聊的招揽方式，但也有一些女作家通过独特的身体体验揭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比如，林白最具写实色彩的长篇小说《说吧，房间》以主人公老黑和南红的悲惨遭际很真实地揭示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职业女性在追求事业的过程中，受到的精神上、物质上的重重压力。还有徐小斌的《双鱼星座》中的主人公卜零因为不会迎合谄媚领导，备受刁难甚至被迫下岗。90年代女性文学中的“女孩成长小说”，通过心理和身体自传，讲述一个个女性成长的故事，里面也有许多出色的精神独白。她们用自己的躯体语言来诉说自己的人生体验，绝不同于某些男性写作中“女性隐私文学的大暴露”。这样的写作在90年代浮出地表的意义在于，它突破了男权文化／男权叙事话语的重重封锁，女性通过书写自己的身体，重新认识了被“他者化”了的身体，重新发现并找回了被扭曲的真我，按照女性自己的愿望述说自己的形象。
主持人：在我看到的90年代以来的一些女性文学作品中，男性在小说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是灰色、丑陋，甚至是令人作呕的，你们如何看待在女性文学中男性角色的坍塌这一现象？
荒林：这同女作家的生活体验、女性的生存现状都有着复杂微妙的关系，起码可以说是一些男性在现实生活中让女性失望，甚至绝望的体现。我不赞同有些人认为其纯粹是受到西方女性主义“两性对立”理论影响的观点，同时，这也不仅是女作家们凭空的想象。
王红旗：其实，在一些男性写作中，女性形象也存在被妖魔化的情况，她们常常被描写成两个极端：无知的仙女或自私的恶魔。而在女性文学中丑陋的男性形象，有时正是现实生活中男性对女性存在偏见、甚至施加伤害造成的后果。如张抗抗《银河》中性欲掠夺狂老安，铁凝《无雨之城》中那个在爱情上激流勇退的痴情市长，还有徐坤《离爱远点》中的那个色迷迷的胡导演，这些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是很熟悉么？
荒林：女性文学中男性形象被丑恶化的现象，也许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女性文学自身也还在成长。要让男性形象“正常”，首先要让男性与女性的现实社会关系比较平等和协调，其次还要女性写作的现实处境比较宽松，女作家在写作中不那么严重感受男权文化的压抑。应该说，女性文学也正在进一步探索怎样表现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的作品，来表现人性的美好。张抗抗的《情爱画廊》，虽然是画饼充饥式的爱情，但在情爱饥渴的时代，也不能说没有理想主义的真诚。
主持人：很多女性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角色———母亲，但似乎当前的女性文学作品中对母爱的讴歌越来越少了。
王红旗：传统要求女性具有贤惠品质，最重要之一便是母爱。但当很多女性试图从传统角色中走出来的时候，的确表现出了对于母爱的回避。
荒林：不仅仅是回避，还有质疑和发难。80年代初在张洁的《方舟》里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她在小说中揭示了当代的职业女性既做不好事业又不能做好母亲的困境。尽管她们为此付出了双倍于男人的努力，但结果却是两样都没法做好。张洁之后，在更年轻的女作家的作品中，做母亲的形象就越来越少了，她们也许认为，做不好我们就干脆不做了！这也和现实中我们见到的一些现象很相似。职业女性和写作女性面临工作和母亲角色的冲突，这是一个严峻事实，这样的困境不冲破，女性文学在这方面的突破也难以做到。
这样看起来，我们从文学里面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学问题。这不仅仅只是说明了女性面临的困境。母爱是男人和女人共同维系人类的一种美好情怀与责任，我们有理由要求文学与社会共同关心这一爱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