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风及学术规范问题已渐成为学界普遍关心的话题，这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今日中国学界思想活跃，视野开阔，成果迭出，队伍壮大，颇令人振奋。然而，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学术理想之沉沦、学术规范之缺失、学术腐败之弥漫，在某些范围内，实已到了令人悚然心惊的地步，也引起学界乃至整个社会有识之士的思考，《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文汇报》、《南方周末》以及《历史研究》、《中国书评》、《学术界》等诸多报刊，近年来均发表过学术批评文章或做了相关报道。今年更有《中国学术腐败批判》等专门性著作出版，还建起了打击学术腐败的专门性网站。我们上网通过h ttp：／／www. goog le. com的搜索引擎搜索，检得关于“学术规范”的网页条目有2110项，关于“学风建设”的网页条目内容有2690项，关于“学术腐败”的网页条目则高达2850项，足见学术失范及学术腐败问题已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
当前，人们在对具体现象揭露、抨击的同时，已经开始把目光深入到更深的层面，并就问题之根源、解决问题之途径等提出了不少深刻的见解。考虑到这个问题不仅关乎眼前学术水平的高下，而且关乎民族文化命脉的盛衰断续，故不揣简陋也就我们自己的所感所思谈谈一得之见。由于学风问题涵盖不同层面而包罗甚广，因此有必要先做一整体梳理和观照。
90年代初学风问题的提出，是和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关注重心转移——由思想“启蒙”而向学术积累——有密切关联的。云蒸霞蔚的“启蒙”时代终结，“精英”热情乃至梦想消退后，书生学人们面临从指点江山的话语英雄向伏案书斋的职业学者的“转型”问题。正是在厘清这两种角色差异的过程中，学术的规范问题才渐渐浮上水面。1991年创刊的《学人》上刊载了陈平原先生的《学术史研究随想》和蒋寅先生的《学术史研究与学术规范化》两篇文章，由学术史研究论至学术规范化问题，开强调学术规范风气之先。然而，始料不及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指点江山”的话语及相应的非规范问题早已不成问题，而在纯粹学术的旗帜之下，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弊端却迅速大面积出现了。开始，关于学风及学术规范的探讨尚集中于是否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引文是否注明出处这类行文规范问题，随着大量剽窃抄袭及学术腐败个案的被揭出，人们的目光渐渐从行文技术层面转向治学态度层面，进而转向学者道德的层面，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层面。
学风问题，首先是学者群体自律的问题，是学者如何看待学术和个人立身关系的问题，这对于今天的学人及其从事的专业来说，都过于迂远而不切实际。但反过来，著书也不应全是为稻粱谋，学术还应寄托某种理想，还应和整个生命的价值取向相一致，还应有与创造相联的神圣感。现在的学者们固然不必如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应当成为他的时代道德最好的人”，“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但也不应忘记竺可桢先生于抗战时期所讲的“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但大学犹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知书而达理，作为一个群体，读书人总应该以高出一般层面的道德标准自律吧？
但是，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任务。无法视而不见的是，当下整个社会都有很强的急功近利的趋势，从而连带产生了诸多怪现状，而这些不良的社会氛围必然会毒化文化生态，风会所驱，潮流所挟，学术活动也就染上了越来越浓的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抄袭剽窃的恶疾。指出这一点并非为学术界开脱，而是要说明孤立地谈“自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人们总爱用“著书都为稻粱谋”来批评当今学界之功利心态，却忽略了一点，著书为稻粱谋，这其实正是现代学者职业化后的体制现实。历史上的学者，绝大多数是不以学术为谋生之途的，如清代的朴学家多是官僚、地主，生活优越，使他们能够以“游于艺”的态度治学。而以今日中国学人的财产、收入状况，有几人敢像清代的朴学大师那样穷20年之力注疏一部经典？职称要不要？住房要不要？津贴要不要？要言之，正视现代社会以著述来谋稻粱的体制现实，然后讨论在此背景下，哪些制度、体制性的问题加速了文化生态的恶化，哪些制度、体制性的问题促使学界群体自律趋向崩解。
此类问题，既有较为微观层面的，如职称制度、津贴制度等，也有较为宏观层面的，如大学的管理体制之类。前者与学人个体直接相关，后者似乎关系远了一些。但就形成学术界急功近利之环境而言，后者的作用可能更大更有力度。比如“学科建设”一事，这些年抓得很紧，评重点、评一级、评优秀、评基地，举措一波接一波。其积极一面有目共睹，此不赘言。但消极一面却为表面的热闹所遮蔽，向少关注。其实仅从本文所论的角度看，至少有四个方面不容忽视：1、价值取向。很多学校考虑问题，第一位的是各类学科数量的“竞争”态势，而不是培育人才、服务社会等教育的根本任务。2、为达到竞争的优势地位，很多单位“功夫在诗外”。每一波来临，都伴随着全国大串联大活动。3、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很难把主要精力放到固本培元的真正意义的学科建设上，而是走捷径，出奇兵，“挖角儿”成风。4、于是，学术界中相当一部分“角儿”趁机造势抬价：院士身价百万计，特聘身价十万计，博导身价五万计……明码而不实价，“沽哉，沽哉，吾待价而沽也”。种种内幕，实在令识者齿冷。而这样挖来挖去的结果，神州大地上的学术苗裔遵循“能量守恒定律”，总量未增分毫，学术水平也未因此而提高，但在强化名利意识、片面追求数量、不讲游戏规则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却已见端倪。
可喜的是，一些院校正在对此推出积极的改进措施，如中科院推行职称只聘不评的制度改革，如上海医大废除研究生导师终身制，如上海大学将全部博士生论文公开出版，使欺世盗名之作无藏身之地，等等，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但是不能低估制度改进与建设的艰巨性，因为很多问题都是积累日久，需要摸索着解决。比如为很多学人诟病的对学术成果的量化制度，既有忽视质量、简单化等很多问题，但又有易于操作、相对公正的一面，否则，你说我这一篇高质量的论文比他那八篇粗制滥造的论文有分量，试问“高质量”和“粗制滥造”又是怎样来评判？由上级来评判？那恐怕会导致更加糟糕的人治；请外来的专家小组来评？又怎样能保证这一专家小组评审的公正性？每一篇论文都这样搞，全国全面推行开来后，巨大的评审成本如何解决？如果两方又分属不同学科，就更麻烦，怎样确认这种质量的可比性是成立的？因此简单地取消量化并不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如在制度上进行建设性的补充，如严格而全面地推行匿名专家审稿制，杜绝关系稿上高水平的刊物，杜绝大量低水平重复的论文出笼；又如设计某种灵活机制，对需长时间投入的研究项目予以一定的倾斜等等，这些都可以考虑，可以试验。现在已推行的和将要推行的改进措施也不一定会很快达到完善境地，但学界应有忧患意识，以积极的建设的态度来参与这一过程，使中国的学术研究通过规范、合理的制度化，走向保证积累、促进创新的良性发展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