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回顾和总结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经验和教训，已经成为一大学术热点。有的注重弘扬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级学者贯通中西的学术视野和“读书不肯为人忙”的学术精神，有的宏观地勾勒20世纪古代文学学术的发展阶段和历史进程，更多的则是就某个具体的专题研究做系统综合性的阐述，这些对于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本文在这里想强调的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可以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涉足这个领域的研究，也需要从文献做起。文献，不仅是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利，现代文学研究界已经意识到现代文学也存在文献问题。同样，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存在着文献问题。其中包括：一、许多具有相当学术分量的研究著作，长期以来遭到忽视，湮没不彰：如姚永朴的《国文学》、唐文治的《国文大义》、胡朴安的《读汉文记》、《历代文章论略》、《论文杂记》和刘咸沂的《文学述林》等。我们在推举鲁迅、郭沫若或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级人物时，有更多的富有意义的学者和著述，被淹没在他们的光辉里了。二、有些学术著作在当时曾产生影响，后被更为出色的著作代替了，如陈子展1935年编撰的《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讲义》、东南大学民国间编印的《历代文评》等。三、由于学术著作的重版和修订，形成数种不同的版次。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和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等。当前我们的许许多多研究者都蜂拥去研究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胡适等少数大家，大多已少新意。如果有人愿意花一点精力去研究沈曾植、吴汝伦、姚永朴、姚永概、胡朴安、唐文治、林山腴、李笠等一大批被后人遗忘的学者，肯定会嘉惠学界。仅靠研究几位大家是撑不起20世纪的学术天空的。
留意于20世纪古代文学学术文献，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学术界一般都认为黄侃是第一位把《文心雕龙》带上讲坛的学者，这样说大致不错。但在黄侃之前，章太炎1906年避难日本期间，曾在国学讲习会上讲演过《文心雕龙》。笔者有幸得到章氏弟子听讲的记录稿，虽非全帙，但章太炎的卓异见解，对于《文心雕龙》研究，还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如章太炎在讲演中说：“梁武帝深恶纬书，彦和之作是篇（按：指《正纬》），亦间有迎合之意”；“先有今文学派，后有纬书，以之通经定礼”；“若《论语》、《孝经》，亦子书类也。后人尊孔过甚，乃妄入经类”；“《离骚》与经术，实不相侔，其实是汉人附会之谈”等等，都是不同流俗之论。对刘勰的文体论，他也多有引申和辩证。
国人自著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是哪一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说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有的说是黄人的《中国文学史》，而建国前刘厚滋、储皖峰等学者指出应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林传甲撰写《中国文学史》出版于1910年。黄人《中国文学史》出版则更迟了，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出版于1906年。因为林、黄二著较常见，而窦著则难得见到，因此，长期以来，在回顾《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历程时，很少有人提到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当今许多专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学者也没有提到窦著。其实，窦著并没有遗佚，它就藏于国内一家图书馆里，它分经、史、子、集四个部分，6万字，其中“叙集”部分近5千字，算得上是纯粹的分体文学史，分别叙述文、诗、词、典的演变沿革和风格特征。窦、林、黄三部文学史正鲜明反映出上世纪之交文学观念从明道宗经发展到纯美文学观的三个阶段。这里仅引录窦警凡《历朝文学史》中评“词”和“曲”的两小段，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最早由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学史，也并非冬烘：
又词为诗余，唐时只有李白等三、四人，仍附诗集，其名词稿者，始于《南唐二主词》及冯延巳《阳春词》，南唐后主李煜乃独擅其胜，北宋则晏殊《珠玉词》，欧阳修《六一词》，张子野先之《安陆集》、周美成邦彦之《片玉词》，黄鲁直庭坚之《山谷词》，叶梦得之《石林词》及晏珠子几道之《小山词》为最著者。盖宋词以姜夔之《白石道人歌曲》、吴文英《梦窗稿》为正宗，又有柳耆卿永之《乐章集》、秦少游观之《淮海词》，皆以婉丽胜，为秦柳派；苏长公《东坡词》、辛弃疾《稼轩词》以豪迈胜，为苏辛派。惟陆放翁词为秦柳、苏辛通一驿骑。女子以词著者，济南李清照之《漱玉词》，清照，字易安，湖州守赵明诚妻，礼部李格非女；海宁朱幽栖淑真之《断肠词》，淑真为新安文公之从侄女，皆为宋词家翘楚。元则有张翥《蜕岩词》，明则有吴子孝《玉霄仙明珠集》，其余传者无多。
国朝安丘曹贞吉《珂雪词》、朱彝尊《曝书亭词》、陈维崧《乌丝词》，顾贞观《弹指词》，纳兰性德《饮水词》、《侧帽词》，厉鹗《樊榭词》，郭《蘅梦楼词》，张惠言《茗柯词》，皆秦柳派也。蒋士铨《铜词》，苏辛派也。尤侗《百末词》，郑燮《板桥词》，皆学放翁而时近苏、辛。
至于曲则其品益卑，然元曲《西厢》、《琵琶》相传已久，明汤显祖《四梦》传奇、徐渭《四声猿》，国朝如洪思《长生殿》、孔云亭《桃花扇》亦既脍炙人口，又有《元人百种曲》、《六十种曲》之汇刻。其一人所著者，李笠翁渔之《十种曲》，杨笠湖潮观之《吟风阁曲》，而以蒋心余《九种曲》为最佳。
还以《中国文学史》为例，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尽管流传不广，但是国内一些大型图书馆都有藏本，时萌先生曾在《文教资料》上对黄人（号摩西）的生平作过简要介绍。何振球、孙景尧、黄霖等先生都对黄人《中国文学史》作过专门研究，发表过论文。黄霖先生的《近代文学批评史》还为黄人《中国文学史》列了专节，给予较为全面的介绍。但仍有人将黄人与黄摩西当作两个人，以为他们分别写了《中国文学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晰完整地清理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成果，是新世纪里学术进步的基础；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也可以给新世纪文学研究的发展以某种参照，因此，20世纪古代文学学术史理应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事实上，已经有不少学人涉足这一新领域。相信，它将继续成为新世纪里的学术热点。不过，笔者愿意再次重申，既然研究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就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来对待，需要从基础文献的发掘和解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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